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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派新聞評論員文和刀

前日，鸚鵡史航性騷擾事件中的當事人之一小默發文。正如她本人所說，該文是一篇標準的“小作文”。

什么是“小作文”？作為中文網絡社會這一高語境場所中誕生的新話，它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不過我們大多都知道它指向什么——它大概率是自白的，也可能是第三人視角的；它大概率是抒情的，也可能是“假裝理性”的；它大概率還有點長，“太長不看”。最重要的是，一切都暗示著它是不客觀的、不準確的、充滿著個體濾鏡的。

(資料圖)

不必搬弄這些新話話術。我們本來就有一個類似的成語，那就是“一面之詞”。“小作文”一詞，詞性上已經趨近“一面之詞”，都隱含著某種輕蔑和貶斥；效果上則更勝一籌，還把看客抬到了一個“批閱人”的高位；用法上已經直接接軌“典”“急”“孝”三字真言，晉升為互聯網罵戰中無往不利的打擊神器，誰沾上這類標簽，誰先在罵戰中矮了一頭。

你發聲嗎？“小作文。”你想解釋嗎？“急。”你解釋了。“典”，太好“孝”了。一整套污名化的邏輯閉環組合拳打下來，其實只是想讓人閉嘴而已，目的昭然若揭。

又有人稱，厭惡小作文矯揉造作、太過情緒化的那一套云云。搞污名化的人，最愛說我這不是污蔑，是這東西本就腌臜。不知從何說起，動情抒懷竟成了一種罪過？辭采有力竟也是一種罪過？他們是不是無法欣賞《離騷》？“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是不是一種盈滿了個人情緒，滿到快要溢出來的小作文？而我們，又是否或多或少借由過《離騷》這類當事人的私人表達，去了解那個年代的具體情況？

表達本身當然是無罪的。言必“小作文”的人并不恨表達本身，只恨人家表達什么他們管不著。他們自己大發議論之時，是從來不嫌自己偏激造作的。

在這種荒誕的語境下，鸚鵡史航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一很坦蕩地使用了明顯被污名化的詞匯，承認自己的表達有個人化的一面，倒讓那些仍在叫嚷著“這不過是一篇小作文，有本事直接報警/法庭對線啊”之輩的說法顯得更為蒼白了。

這類論調是如此荒誕——鸚鵡史航事件的調查結果必須客觀，所以當事人不許發表不客觀的意見，翻譯一下就是這個世界有《史記》的《屈原賈生列傳》就不需要有《離騷》。早就說過，凡持這種論調者，多半自己就特別愛發表不客觀的意見，剩下一小半倒還裝一裝理中客。即便真到了需要報警來了結的地步，這個世界也依然會需要當事人的一面之詞，那就是“證言”。誰見證，誰發言。如果連親歷者都不配得到發聲的機會，那還有誰配？言必“小作文”恨不能讓當事人把嘴閉上的，他們又希望誰永保沉默，誰代為發言？

眾生喧嘩的年頭，誰先失去話筒，誰就已經輸了。

只有當每一次“一面之詞”的表達都被尊重，才會有真相“面面俱到”的可能。

只有當輿論環境對此表示包容的時刻到來，每一個在權勢面前顯得孤弱的你和我，才有希望得到申說自身訴求的機會。

是啊，這不過是一篇小作文——然而一篇小作文又有什么可畏的呢？難道這世間竟還容不下幾句一面之詞、一己之見？

不會有人勸屈子不要哭哭啼啼寫什么酸詩，有本事去找楚懷王對線吧？不會吧不會吧？倘若有，那這個人一定是沒有分毫同理心的，已經不配上桌對談。

他不可能明白——庸劣領導掌心里的打工人，腐朽顯貴餐盤里的青年男孩女孩，難道不是同類么？他們會生吞年輕女孩的血肉，當然也就會踐踏年輕男孩的頭顱。在權力投下的不可名狀的巨大陰影面前，我們都一樣，那一刻甚至說不清楚那到底有多大或者那究竟意味著什么，只是感覺到自己被籠罩了。

為什么奮起爆發痛斥中層集體辭職的聊天記錄有且僅有可能是編出來的爽文？為什么有的人連客戶遞過來的一杯酒都不敢擋，卻可以居高臨下地學柳媽對祥林嫂發問：“你那時怎么后來竟依了呢？……你后來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說他力氣大。”

當然，柳媽從不覺得和祥林嫂是同類。

人類只有在面對“同類”的時候才會產生同理心。她在她面前有某種優越感，所以才能那樣輕描淡寫地打量和審判，以為自己永遠也不會落到類似的境地。

如果有人把小作文當小作文，那么“我不信”往往就是所有小作文統一的最后得分。“我不信，無非就是價格沒談攏”“我不信，你這么大的力氣真會拗他不過”這種批閱方式，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在以己度人。再直截了當地說，本質上什么“一面之詞”都不信，只信自己。

小默那篇小作文的最后，她寫道，“你以為來日還是你的時代嗎？”——那并不是一篇僅僅寫給鸚鵡史航本人的檄文，是一封寫給陰影里所有腐臭的、陰濕的、陳舊的以權謀私者們的戰書。曾經在起點男頻很火的那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窮”，其實就是同一個意思啊。少年人擲地有聲，不是“抖狠”，是在敲鐘。

鸚鵡史航先生本人作出進一步回應的小作文，同樣令人期待。大概率我們能從同一事件表達對比的差異中，窺見更多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