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剛進入同濟大學學習的00后浦荷晶選到了一門“網紅課”。

起初她是被課名“生命的省思——如何過好這一生”吸引，沒想到在課上，她與“孤獨”對話，擺脫了“玩樂焦慮”，還在自己的“墓志銘”作業中認真寫下了“埋葬在這里的人曾經很熱烈地活過、愛過”。她說：“人生很遼闊，要好好地探索屬于自己的生活。”

2023年的新學期還沒開學，這門課程的240多個名額再次被早早搶空。課程總負責人、同濟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教授姚玉紅談到，生命教育課直面困擾學生的生命議題，“雖然沒有人能斷言自己的人生就是標準的‘好人生’，但我們希望能陪伴學生一起去探索對生命的思考、敬畏、珍視和熱愛”。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約有20余所大學開設了生死教育相關課程，很多課程一經推出就收獲了不少“粉絲”。廣州大學的“生死學”這門課上了20多年。

生命教育課為何成了學生眼中的“網紅課”？

當年輕人談及生命時，他們想了解的是什么？

直擊大學生現實生活中的困惑、挫折和問題

“你好！孤獨。”“有時候我還挺害怕你的，你的存在讓我覺得很難受。”“但有時候我也挺喜歡你的，和你在一起我可以有更多時間感受自己。”在一節“生命的孤獨”主題課上，兩名學生搭檔進行了角色扮演，一名同學扮演另一名同學的孤獨過往，并嘗試對話。

這是浦荷晶第一次直面孤獨。

雖然她很清楚，進入大學后會面臨著學習、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等方面的角色轉換和重新適應，但對于要經歷的孤獨，她覺得自己“不耐受”，并習慣隱藏起來。

這一次對話，浦荷晶和同學把內心并未整理過的情緒和思路說了出來。課后作業是體驗孤獨1-2小時，她也感受到自己的變化。“好好地看一本書、聽一段音樂、看一場電影，都是在與孤獨相處，是享受孤獨的一種方式。孤獨不是成長的代價，學會與孤獨共處就是成長本身”。

“如果缺乏合適的引導，面對孤獨等矛盾情境往往容易造成其他心理困擾，如抑郁、回避交往等。”姚玉紅認為，大學生學習知識和培養能力固然重要，但對生命的真實觀照同樣不可忽略。在與學生的交流中，他們發現，不少學生格外關注“如何活得好”，很多對于生命議題的困惑，也直接影響著學生的求學生涯和生活質量。

但現實問題是，姚玉紅發現，一些有心理輔導需求的同學并不愿意踏入咨詢中心的大門，“他們覺得問題并沒有嚴重到要去咨詢，或者會為被人看成有心理問題而感到難堪”。中國青年報社中青校媒近日的一項調查也顯示，面對心理“陣痛”，66.46%受訪大學生試著用“傾訴”療愈生活，向他人尋求安慰和幫助。但其中，僅有1.51%的受訪大學生選擇向高校老師、輔導員訴說，僅有1.58%的受訪大學生選擇尋找心理醫生，61.33%的受訪大學生傾向于向朋友、同學等同齡人傾訴。

“我們希望通過開課，覆蓋更多有心理輔導或心理素質加強需求的學生。”姚玉紅希望這門課成為學生成長的“陪伴”，學生也可以在課堂中找到面臨同樣問題的伙伴，然后共同面對。

“人們常說大學生心理脆弱，但這往往是因為他們的經驗太少了。”姚玉紅說，生命教育課更偏重實踐和體驗，他們以哲學、教育學、醫學和心理學等多學科視角，從學生最關心的日常話題切入，讓師生在互動討論、模擬場景實驗中相互得到啟發，感悟、珍惜并敬畏生命。

浙江大學大三學生留榕澤在選課系統上找到“自我探索與心理成長”課時，也是被名字吸引了。“選課時并沒有考慮自己的問題，但在課程中，我發現內心的疑惑正在不斷被解決”。

留榕澤告訴記者，因為高考時發揮稍有失利，他的自尊心“不太穩定”。在課堂上了解到了自尊調節策略后，他學會了系統性地分析自己。“學會了坦然面對失敗，卻覺得談自己的成功之處是在炫耀，其實成功和失敗都不應回避，精準把握自己的優缺點后才能揚長補短，讓內心變得強大。”他說。

這門課被浙江大學學生親切地稱為“浙大成長課”。整學期的課程以虛擬同學“小蘭”為故事主角，講述她在大學校園里遇到的各種困境，就像一面鏡子，每個同學都可以在“小蘭”身上找到和自己類似的困惑。

開課3年多來，每年都有330余名學生選課。課程負責人、浙江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祝一虹在日常工作中發現，一部分大學生在心智上并未完全成熟，“這正是我們作為咨詢師的專業優勢，我們想把成長的理念匯聚在這門成長課中，依托理論，立足實踐，多學科多視角交叉，讓同學們真正受益”。

“看清楚問題后就不再害怕了，更有力量生活在當下”

“當代大學生知識面廣、思維活躍，也想通了很多道理，甚至能夠講得頭頭是道，但在生活中遇到現實問題時，還是缺乏解決‘彎彎繞繞’的經驗，尤其是那些沒遇到的問題。”在姚玉紅看來，大學生“知行合一”中的“行”，還需要老師進行適當的陪伴、點撥，為未來的人生打好基礎。

同濟大學的課堂上有一項“生命的消亡”主題實驗，學生需要用一張紙比喻自己預期的生命長度，通過不斷對折、再對折來進行假設：如果余下的生命只有40年、10年、5年，甚至只剩下最后1年，你還想做什么？

“生命的折疊對學生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姚玉紅說，學生給出的反應各不相同：當生命只剩最后1年，有的學生說要退學去做各種各樣自己喜歡的事情，有的說不會改變生活節奏，按照自己向往的生活去努力，就不會有遺憾……

姚玉紅認為，課堂上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答案，恰恰可以激發學生之間互相學習，拓寬思維，看到生命中更多可能性。“我們也希望在有限的課堂時空中，讓學生在精心設計的情景模擬中，感悟多樣化的生活體驗”。

談起生命，死亡是繞不開的一環，但在傳統文化中，往往多有忌諱。去年，網劇《三悅有了新工作》、電影《人生大事》等影視作品，在年輕人中引發廣泛討論。

《三悅有了新工作》編劇游曉穎說，“1998年出生的主人公三悅一開始不知死、不畏死，看上去很‘喪’，其實是怕失敗、怕受傷，用這種‘喪’包裹住了內心。進入殯儀館工作后，從只看到自己的愛恨到可以見到眾生的遭遇，理解了死亡的分量，她的世界變得遼闊了。”三悅逐漸明白了生的價值和死的意義，學會勇敢直面生活中的困難，理解生命中的艱辛，進而學會更堅強地珍惜當下。

這部網劇也成了廣州大學網紅課“生死學”的鮮活教材。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胡宜安開設這門課程20多年了，他曾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說，“從出生到死亡，生命一直是一件值得人敬畏的事情”。

作為生命教育的重要一環，死亡教育顯得更為小眾和神秘。不過，浦荷晶觀察到，對于老師布置的“墓志銘”作業，身邊的同學都在認真填寫：“晚安，世界”“當我合上我的雙眼時，我發現我的一生都是有意義的”。她讀了胡宜安的《現代生死學導論》，也記下了一句話：“唯有愿意觸及死亡的終極限制，才可能從中開拓出生命的尊嚴和價值。”

“浙大成長課”授課教師李娟在日常工作中發現，多數學生感受到生命的壓力和沉重是源于“對自己不滿意”“并未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辛苦一生最后還是要消失”等負面情緒。她希望幫助學生看到，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夠做些什么，學會與自己和解。于是在課上，他們毫不避諱地談論喪失與哀傷、創傷與死亡等，以及這些主題中個人是如何受到家庭、學校、人際關系等的影響。

在特別設置的匿名群里，“披著馬甲”的學生們可以暢所欲言，把平時說不出的話一股腦兒地都說出來。“學生之間會產生共鳴：原來并不只是我感到害怕，原來不是我一個人感到無力。”李娟認為，“這樣的共鳴反而產生了力量，學生回過頭來看清楚問題后就不再害怕了，更有力量生活在當下”。

“成長不是一道思考題，而是實踐題。”在“浙大成長課”授課教師劉艷看來，中學時代“拼學業”階段很少談及分離體驗甚至死亡話題，“來到大學后，學生的這部分成長出現了空缺，心智上或許并沒有成長到與知識層面相應的高度，需要我們提供相應的環境條件，協助他們的人格有更深度地成長，繞過了這個彎，就更有智慧了”。

結課時，每個學生會畫一棵屬于自己的“生命樹”：土地、樹根、樹干、樹枝和果實代表“我怎么來的”“當下擁有什么”“我的個人特質與能力”“我的目標和愿望”“成長過程中擁有的重要關系與資源”等。

“梳理后，好多同學都說，我從來不知道原來我擁有這么多。”李娟感慨說，在她的辦公室柜子里也貼有自己的“生命樹”，“當我們擁有的都實實在在地呈現在眼前時，我們就有力量更好地去生活”。劉艷也談道，“有負面情緒、想要離開的學生，多是感受到自己與生活的聯結越來越少了。但這棵‘生命樹’，恰恰是生命的引力，是把他們拉回來的引力”。

留榕澤至今還保留著曾經畫的“生命樹”，他寫道：人生如樹，根越深入，樹枝越向上伸向天空，生長的意義或許就在此，尋根逐夢，通過與家庭、他人、自我、社會的聯系結出豐碩多彩的人生果實。

保持尊重，在學生心里種下一顆“種子”

在一次小組實踐環節，有學生對劉艷說，“學業太累了，我們小組的目標就是想要睡覺”。雖然內心惴惴不安，但劉艷還是讓這一組學生實驗了他們自己的“躺平”想法。沒想到，在最后的小組分享環節，她為這一“躺平”小組打出了最高分。

“課程最看重你的感受和心智的提升。”劉艷解釋說，他們經歷了沒有任何目標的“躺”，反饋了自己對“躺平”的新認識，“躺平為什么一定是‘不干了’‘擺爛了’等消極態度，在這樣的‘放空’狀態下，我也可以更近距離地感受自己，認識從前還未發現的自己。我允許自己的生命中有一部分這樣的狀態，也是一種別樣的體驗，一些從未有過的覺察冒了出來，我感覺更能接納自己了”。

在她看來，00后學生尤其需要空間，而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在安全的空間內，在包容、理解和信任下，他們依舊可以有序地發現生命的本質，探索到屬于自己的生命道路”。

“00后大學生更愿意直接地探索關于自身的議題，希望活出自己獨特的價值感和人生體驗。”祝一虹說，生命教育要尊重學生的個性化特色，“這門課是在學校的關心下不斷成長的見證，也是集體智慧的體現。未來，10后學生會出現什么特點，我們也不得而知，但我們課程可以和學生一起成長”。

生命教育就像在學生心中種下的一顆“種子”，當下并不一定都能看到明顯的效果，但可以“靜待花開”。

“說句實話，一學期的課程結束，并不能看出學生特別明顯的改變。我們也希望延長課程的效果評估，比如一年后再去看學生的變化。”讓姚玉紅高興的是，在學生的結課作業中，她看到了學生對自我的認知越來越清晰了，也敢于面對負面情緒和挫折了。她舉例說，在“生命的傳承”環節中，學生需要與家庭成員進行半小時以上的訪談。有同學說，“這是我在青春期之后第一次跟家長談了這么長時間，我的父母還蠻厲害的”。

也有人和姚玉紅探討，要不要把生命教育課程改為必修課？但她認為選修課更加適合，“不能假想每一個同學一定需要某一門課，如果有同學需要，有想不通的問題，想談談人生，想看看心理狀況，這門課就是他們的港灣，更多的是需要學生結課后，能夠在未來的生活中慢慢回味，學會思考，學會應對方式，為他們的未來提前打一劑強心針”。

在不少大學校園里，生命教育仍處于相對缺失狀態。在姚玉紅看來，大學生的實際需求一直存在，各高校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引導學生對生命進行思考和討論。“教育也需要多樣化，把同學們遇到的看似芝麻粒大的、瑣碎的苦惱，或看上去不值一提的挫折等，拉長到生命的整個背景線上去看，這對于價值觀的引領和信念的確立等，都是很好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