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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是黨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手段。從過去、現在到未來，想要了解民眾需求，參考真實民意制訂有效政策，都離不開高水平的調查研究。不論是質性研究還是量化研究，都要遵循科學的方法和程序，真實、全面了解調研對象，形成總體看法，由此設計和制定包括政策供給在內的社會干預方案，達成有效社會治理。

對有關部門而言，要在調查研究中獲取盡可能真實、全面的民意，必須在科學方法和程序上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首先，是測量的有效性原則，也即研究工具的效度問題。這一原則要求研究者圍繞所要了解的現象和事實，提出針對性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切題的、重要的且完整的。比如說，在出臺城鄉最低保障資格時，既需要考慮到家庭戶的生計能力，也要考慮到家庭戶的消費和特殊固定開支項，收入和消費之間要表現出符合社會期待的合理性來。如果調查團隊遺漏了基層民眾關于低保資格公平性的集體觀念中的任何一個有意義的維度，那么整個調查研究的理論效度就是有缺失的。一份完整的調研提綱，是效度的最佳保證。

其次，是測量的穩定性原則，也即信息采集中的信度問題。它指的是在兩個不同的時點，調查對象對于研究者所提出的有效問題，給出相對一致回答的可能性。比如說，頭一天調查對象告訴研究者的收入情況，和第二天研究者戶訪時看到的家庭物質條件總體能對得上，我們就說這一收入報告是相對可信的。信度出現問題，往往是因為調查對象和研究者之間的互動秩序出了問題。比如在收集基層意見時，調查對象可能因為擔心打擊報復或者考慮面子問題，給出具有誤導性的回答。此外，不恰當的執行程序，如委托第三方發放問卷因而缺乏面對面問卷填寫時訪員在場的社會壓力，也會造成調查對象給出不可靠的回答。針對每一種信度問題，都有專門的方法加以處理。

第三項原則，是異質性-多樣性原則，涉及質性研究中調查對象所提供信息的飽和度問題。調研者在調查對象身上，能否相對完整地抓取到這一類人群從事某項社會實踐時所表現出來的多樣性，關系到調研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實情。比如說，在調查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的時候，我們應該對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文化觀念的育齡婦女態度的多樣性有相對充分的了解。研究團隊往往會事先設置一個數字：當連續有超過該數字的新增個案不再提供任何新信息時，研究就自然停止了。在質性研究中，尋求對每一個亞類或特殊樣本的全面了解，是全面完整了解某一類現象或事實的重要程序保證。

第四項原則，是量化研究中的樣本代表性原則。依據主要控制變量，樣本的屬性結構和總體的屬性結構應該具有一致性。比如說，當代大學招生中，女性入學率超過男性入學率，因此，當調研者對高校學生展開定量研究時，樣本中女生數量也應超過男生，其性別比應該與高校學生總體性別比相接近。這也是非概率抽樣中的配額樣本的主要生產原則：在對研究結果有可能產生影響的多個結構性因素上，樣本應該表現出和總體相類似的分布。

從直覺出發，有人認為網絡空間的輿論風向直接代表了真實民意，有關部門還需倍加重視。與此相反，也有人認為網絡輿論易被操縱、不足為信，有關部門無須太過在意。遵循前文所述的四個原則，我們可以對當前網上輿論和真實民意的相關程度作出一定判斷。

首先，我們要對圍繞某個社會議題的網絡討論應該涉及哪些內容作判斷。因為內容維度的缺損，會造成明顯的效度問題。比如說，在評估公眾對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信心時，可以有一系列的指標，包括普通民眾關于未來消費的時間安排和規劃、規模以上企業采購經理的信心指數預測、大樣本微信簽名檔的情緒積極性-消極性指數等。業務單位應該在長期工作中，積累起關于上述指標作為經濟社會發展信心指針的經驗可信度的相對排序，并且在有限時間內，盡可能多地采集高可信度指標的趨勢變化，從而更準確地預測由網絡輿論所表征的經濟社會發展信心指數。

其次，由于網絡輿論脫離了真實人際社會互動的倫理壓力，某種程度上會有更多虛假表達、夸張描述的可能性。因此，在處理網絡輿論時，其可信度和穩定性需要特別加以關注。在缺乏外部環境刺激因素的時候，特定范圍內的輿論應該表現出一定的穩定性。對此，調研者要對特定人群網絡輿論的可信度和穩定性進行歷史標記，從而在判斷網絡輿論可信度時，有相對系統的歷史值作為參考。

某種程度上，互聯網是存在年齡和社會階層偏誤的，年齡偏大的人，互聯網使用技術和意愿往往更低，社會階層較高的人，出于時間機會成本或自我地位意識的原因，也較少積極參加網絡輿論表達。因此，部分人群的意愿在網上可能會表達不足。此外，理性公民日益遠離喧囂的互聯網輿論場，網絡輿論領袖的政治和商業操作過多，也會導致網絡輿論和真實民意之間的差距變大。這時，有關部門想透過網絡了解民意，可能需要調研者引入專業民意調查團隊，建立更加均衡且與網民總體特征更為接近的網民樣本，解決網絡民意的失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