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祿倒在地上的時候，還戴著黃色安全帽，穿著迷彩褲。被汗浸濕的T恤貼在身上，綠色的工具包壓在身下，水瓶落在腳旁。7月5日，收工回家的路上，這名建筑工人就這樣挨著馬路牙子，倒在西安高溫的空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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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氣候中心監測顯示，6月1日至7月12日，中國平均高溫日數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多。陜西、河南、河北等地多地高溫日數與常年同期相比偏多5到10天。截至7月12日，全國有71個國家氣象站的最高氣溫突破歷史極值，高溫已持續30天，覆蓋國土面積達502.1萬平方公里，影響人口超過9億人。據媒體報道，四川、江蘇、浙江等地醫院收治了十余名熱射病患者，4名因熱射病死亡，王建祿是其中之一。

熱射病是重癥中暑中最嚴重的情況。北京協和醫院急診科副主任劉業成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熱射病的致死率能夠達到70%到80%，主要是因為身體周圍的環境溫度、濕度太高，人體溫度調節功能失效，病人的核心溫度超過40攝氏度，并伴有一些神經系統的功能損害，可能會出現意識不清、暈厥、幻覺和抽搐等情況。

王建祿在倒下之前經歷了什么，已經很難知道了。他倒下得悄無聲息。死后的第六天，和他最后一次出工的工友被喊到派出所做筆錄，才知道他的死訊。他們曾在同一個勞務市場蹲活兒，聽工頭招呼，7月5日一早，15個人坐著4輛出租車去了工地。

這是56歲的王建祿最后一次到工地。他倒在回家路上后，路人撥打了120，醫院的工作人員從他不設密碼的手機里翻到幾個聯系方式，挨個打。王建祿的堂弟也接到了電話，他問對方機主姓名，對方說不出，堂弟直接當作詐騙電話掛掉了。

王建祿在城中村租下一間民房，月租金260元。直到他去世，家人們通過多個老鄉、工友，才確定了他居住的大致位置。外甥在褥子與床板間摸到了王建祿的身份證和銀行卡，除了不久前在家人催促下才添置的風扇，這間屋子里幾乎沒有需要收拾帶走的物件。

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十幾年前開始外出打工。來西安前，他一直在新疆的工地上干活。孩子小，他就趁著農閑時出門，等兒女上學了，愛人和他一起去打工，過年的時候才回家待上一兩個月。孩子們吃住在堂哥家，他拿不出錢給人家，就幫忙干地里的活。燒的柴火他給拉來，再一節節劈好，收拾干凈院子才回家。

女兒記得，有一年父親打工回來，特地帶了兩袋“自己在新疆都吃膩了的”葡萄干。一袋是讓她帶給老師，說要尊重老師，感謝老師教自己知識，另一袋讓她和室友分著吃。“后來我從他們工友那才知道，他們平時都在工地，工地也比較偏，只有在要回家的時候才去了集市，買的時候我爸爸只買了一點點，一路上他們都沒舍得吃。”

一個多月前，王建祿從老家陜西寧強縣坐火車到西安，為即將上大學的兒子攢些現錢。

他“沒什么技術”，只能做點拉磚、攪拌水泥類的小工。工友評價他“特別老實，有沒有人監督都一個樣，從來不偷懶”。在工地，他們每月拿一兩千元的生活費，其他工錢到年底結算。結算的時間經常被一拖再拖。這次來到西安前，他去年的近6萬元工資還一直被拖欠著。

親戚們覺得王建祿因為老實又不善言辭，經常被騙。最后這筆拖欠的工資，在他的死訊登上社交媒體熱搜榜的第二天，被轉到他家人手里。

“話少”“老實，誰家有活都主動去幫忙干”“沒跟誰紅過臉”……親戚們坐在王建祿家里回憶他。王建祿的兒子記起，高三暑假自己坐了40多個小時的硬座到新疆，和父親在工地上干了一暑假的活。父子倆住在工地的板房里，一屋擠下七八個人。那是父子倆朝夕相處最長的一段時間，父親跟他說得最多的是“注意安全”。

女兒記得，小時候全家人上街，第一次看見正在播放節目的彩色電視機，她和弟弟站在人家門口一直看，然后問王建祿，我們能買這樣一個看花娃娃的東西嗎？

一年后，王建祿花了八九百元買了一臺老式彩電。山上不通車，出行靠走路，從家到鎮上要走一個半小時，買的東西用背簍帶回家。兩個孩子在半路上迎上他，王建祿把輕一點的東西分給孩子，自己背著彩電往家走。

據西安市氣象臺消息，西安經歷了1951年以來最熱6月。7月7日至9日連續3天最高氣溫達到42攝氏度。7月5日，局部地區有陣雨，氣溫略有下降。不過，那天和王建祿一起工作的工友坦言，自己在工作中沒有感受到氣溫的下降。他們從早晨6點半開始工作，任務是在地下室拆模——在混凝土結構澆筑后，達到一定強度時，拆掉外層木質的模板。一名工友介紹，“里面的混凝土才打不久，拆模后能感覺到它在散熱。”

上午的工作到11點結束，工人們找地方吃了午飯，下午兩點繼續上工。一名在山東一工地做著同樣工作的建筑工人錄下了自己工作時的視頻，整個人像剛從水里撈出來，“只有同行能體會其中的辛酸”。

2012年，國家安監總局、全國總工會等聯合下發《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規定日最高氣溫達到40攝氏度以上，應當停止當日室外露天作業；37-40攝氏度時，全天室外露天作業時間累計不得超過6小時，且在氣溫最高時段3小時內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業；35-37攝氏度時，應當采取換班輪休等方式，縮短勞動者連續作業時間，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業勞動者加班。

在一些地方，這樣的措施還在不斷改進。今年7月，福建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發布《關于做好住建系統高溫天氣安全生產工作的通知》，規定日最高氣溫在35攝氏度以上時，11點-15點嚴禁室外露天作業。有條件的應搭設涼棚、飲水點，備有足夠的飲用水、涼茶及清涼油、藿香正氣水等。針對一線環衛工人，高溫天氣期間采取避高溫錯時工作制，配套環衛工人休息屋，配置必要的生活服務用品和藥品，主動協調公共機構、愛心商家開設環衛工人“愛心服務點”，讓環衛工人在作業過程中就近休息、避暑。同時加強高溫防護知識的宣傳教育，向作業人員普及高溫中暑急救等醫學常識和應對措施。

一些高溫安全防護措施也在各地悄然進行。在浙江，嘉興海關規定工作人員身穿防護服不能超過兩小時，并配備降溫馬甲、腰掛風扇、藿香正氣水等。湖北宜昌，部分公交車變身流動“納涼車”，城建工人和戶外工作者都可以上車免費避暑。江西南昌，為防止醫務人員中暑，室外核酸采樣人員的防護服換成一次性隔離衣，采樣人員一小時換崗，并把制冷機、風扇、冰塊放在醫務人員周圍幫助降溫。武漢開放1500多處社區納涼點，還有商超、地鐵站、防空洞等場所提供納涼服務。

王建祿倒下的那一天，西安最高氣溫34攝氏度，并未達到規定的必須停止戶外作業或采取措施縮短勞動者連續作業時間的標準。他的工友們說，他們對高溫下的工作習以為常。有冰箱的工地，他們早晨帶著兩瓶1.5升的冰水上工，有的工地會擺著幾臺電扇，發藿香正氣水。他們說，“今年得更拼”“今年還開著的項目都加班加點趕工期。”他們因為王建祿的離世才第一次聽說“熱射病”，知道嚴重中暑是會死人的。王建祿生前接到的最后一個電話在5日下午6點21分，對方問他第二天能不能去干活。王建祿在回答時有些口齒不清。

當天一起出活兒的工友沒注意王建祿有哪些異常，監控錄像留下了他生命最后的幾個片段：等著結算工錢的王建祿獨自走到馬路對面，靠著一輛白色汽車，坐在自己的工具包上。包里除了干活用的工具，還有幾件干凈衣服，以往下工，他習慣換上干凈衣服再回家。女兒說，他是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把座位或者別人蹭臟了。

那一天，通過微信收款碼，他收到了當天的工錢260元。

王建祿跟著工友們一起走，但他逐漸掉隊了，只剩他一個人。再后來，他暈倒在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附近的十字路口。

在西安工作的外甥是第一個到達醫院的家屬。據他講述，王建祿送到醫院時體溫是43攝氏度。一份來自醫院的記錄顯示，死亡診斷為多臟器功能衰竭、熱射病，7月6日2時10分宣告臨床死亡。

7月17日，工地負責方與他們達成協議，工地方面負擔王建祿的喪葬費并給予工亡賠償。

王建祿的女兒剛過而立之年，她要擔起父親走后的許多事。按老家的習俗，父親的遺物都要燒掉。她之前給父親買的新衣服王建祿還沒怎么穿過。

她記得自己結婚前，和愛人張羅著給父親買套西服。他們在街上轉了很久，王建祿都嫌貴。最后，他同意買一套藍色的運動裝，因為出去干活也能穿。婚禮上，少言寡語的他還是沒有發言。女兒不知道，爸爸臨走前是否有話要留給自己。

王建祿的兒子哽咽道，自己在2015年第一次考上大學，為了盡早掙錢補貼家用，選擇退學去打工，父親嘴上沒說什么，但一直不高興。“我知道我爸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們讀書。”去年8月，他回到學校復讀，這次高考是鎮上的第一名，將在9月讀大學。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宇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