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嵐山法警在社交平臺發布了一條短視頻，一名20歲出頭、剛踏出校園的女青年，因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被送入牢門。視頻下有近11萬條評論問及“什么是幫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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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圖)

雖然很多人對幫信罪感到陌生，事實上，在電信詐騙犯罪的鏈條中，幫助行為已逐漸成為重要一環。今年全國兩會，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指出，5年間，起訴非法買賣電話卡和銀行卡、幫助提款轉賬等犯罪從2018年的137人增至2022年的13萬人。

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幫信罪這一罪名，具體規定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2022年最高檢的一份數據顯示，幫信罪的犯罪嫌疑人以低學歷、低收入群體占多，初中以下學歷占66.3%、無固定職業的占52.4%。幫信罪已成為起訴人數排名第三的罪名，僅次于危險駕駛罪、盜竊罪，也是發案率最高的信息網絡犯罪。

“電信網絡詐騙作為非接觸性、侵財犯罪日益呈現出鏈條化、組織化、跨境化、技術化等特點。”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孫謙說。

隨著幫信罪的犯罪形式越來越高科技化，大學本科以上學歷、民營企業員工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較高者涉罪人數持續增加，開發軟件、提供技術支持也成為值得注意的犯罪行為。

“一些科技公司從業人員抱著‘賺快錢’‘炫耀’的想法，以‘技術中立’為擋箭牌，實則淪為犯罪的‘技術助攻’。”孫謙說，如今，網絡黑灰產滋生蔓延，犯罪分子在網上網下、境內境外相互配合，助推了電信網絡詐騙迭代升級。“一些犯罪人員通過非法出售、出租專業設備或工具，幫助上游實施犯罪。一些犯罪分子甚至會利用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對被害人進行精準‘畫像’，設計個性化的詐騙話術。”

孫謙提到，在辦案過程中他們發現，招聘、實習、兼職領域涉此類案件問題較為突出。

最高檢工作報告提及一個案例：8所院校57名學生跨省實習，誤入詐騙團伙，檢察機關依法不起訴或督促撤案，涉案學生均回歸正常學習生活。

“有的招聘市場特別是網絡招聘平臺對招聘企業資質、發布招工信息等缺乏嚴格審查和管理，導致一些人因為這些違法招聘廣告，進入詐騙犯罪集團，危害十分嚴重。”孫謙說。

如何防止青年成為為電信詐騙的“遞刀人”？

最高檢工作報告中稱，針對一些在校學生涉案，會同教育部發布典型案例，開展校園反詐教育，既防學生受害，也防其受騙參與害人。對情節較輕或受騙、脅從參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的，從寬處理，以教育為主。向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出第六號檢察建議，促進源頭整治網絡黑灰產業鏈。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朱妍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了《關于避免IT青年成為涉詐App“制刀者”的提案》。

“一些涉案人員明知他人可能利用App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仍接下業務參與研發涉詐App，以及進行后期運維等。此外，除團伙作案之外，也有技術開發人員私下‘接單’，參與關鍵環節，逐漸發展成從接單、開發到封裝、分發、售后的‘一條龍’灰色產業鏈。還有的技術人員被派往東南亞窩點管理運維服務器。”朱妍認為，要加強計算機IT類專業學生的法治教育、思政教育；從制度層面構建安全可信的信息通信網絡環境；加強對App的監管力度。這樣才能將涉詐App“制刀者”變為反詐戰士。

“法治意識淡薄是多數人觸犯幫信罪的重要原因。”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孫菲指出，許多涉案青年法治觀念不強，對此類行為可能觸犯刑法的認識不到位，對他人利用其銀行卡收取電信網絡犯罪錢款等行為采取默認、放任態度，認為這種行為來錢快，自己也可以這樣做。

“檢察機關聚焦案件高發群體、重點行業和問題突出區域，通過法治宣講、公開聽證、公開宣告送達等方式，加強以案釋法，強化警示教育。會同教育部門，持續深入開展‘法治進校園’活動，提升在校學生法治意識。會同主管部門、行業協會，用好典型案例，加大電信、金融、互聯網行業從業人員法治教育力度，提升職業素養和法治意識。”孫謙認為，相較于后端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的打擊，前端的治理更為重要，“堅持預防為先，加強以案釋法，防止普通群眾淪為犯罪‘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