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合同糾紛案件中，網絡主播小馬（化名）根據和南通某網絡科技公司的協議，盡量堅持每天直播時長不少于 5 小時，每月有效直播天數不低于 25 天，且也在半年多時間連同公司發放的獎勵金在內一共掙了 5 萬多元，沒料卻被公司以未能按約完成有效直播時長且出現多次違規行為，違反了合同約定，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被訴至法院要求賠償 10 萬元違約金及律師費 4500 元。5 月 30 日，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終審民事裁定，本案糾紛系勞動爭議，應當經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前置程序，否則不予受理，駁回南通某網絡科技公司的起訴。

【資料圖】

網絡直播近半年，主播被簽約公司索賠 10 萬元

小馬是一名網絡女主播，2021 年 11 月與南通某網絡科技公司簽訂了合作協議，由該公司擔任小馬獨家、排他的合作公司。

根據協議，小馬每天需在晚上七點至十二點前往該公司進行直播活動，實行打卡制，每天有效直播時長不少于 5 小時，每月有效直播天數不低于 25 天，公司針對小馬的遲到、早退、缺席、請假等事項規定了考勤管理制度，針對直播任務完成情況規定了考核獎懲制度。

關于網絡直播收益的分配，由網絡公司根據雙方約定好的比例，在直播平臺后臺輸入分配比例。同時還約定若小馬出現違約情形，比如未達到約定的直播時長，需賠償公司十年營收額，計算方式為雙方合作期間上一年度網絡公司營業額 ×10；若雙方合作尚不足一年，以合作期間月平均營業額 ×12×10 計算。同時網絡公司享有小馬直播所產生的音視頻的著作權等權利。此外，雙方還約定了首月保底收入和季度扶持金等條款。

數月后，網絡公司以小馬未達到約定的有效直播時長，給公司造成損失為由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小馬給付違約金 10 萬元及律師費 4500 元。小馬則認為，雙方簽訂的合同雖名為合作協議，但雙方實際構成了新型勞動合同關系，公司未履行合同義務在先，其作為勞動者不應支付違約金。

一審另查明，在該協議履行近六個月的過程中，網絡公司以季度扶持金形式給小馬發放兩筆費用，一筆 6000 元，一筆 7080 元。小馬在網絡平臺直播過程中，個人大約掙了 4 萬多元的觀眾打賞提成費用。訴訟過程中，雙方確認所有直播的費用已結清，小馬自認數月未能達到協議約定的直播時間，并認可如按合作期間月平均營業額 ×12×10 的標準計算違約金，遠高于網絡公司主張的 10 萬元。網絡公司為證明其實際損失，提供了電費發票及租房協議等證據，但租房協議的承租人并非該公司，小馬對此不予認可。

法院二審裁定：駁回公司起訴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小馬與公司簽訂的合作協議真實有效，因小馬違反合同約定應當承擔違約責任。網絡公司主張的 10 萬元違約金，雖符合合同約定，但明顯過高，其提供的損失證據與本案缺乏關聯性，不應予以采信。綜合考慮小馬違約情形、雙方協議履行時間等因素，酌情判決小馬需支付違約金 6 萬元及 4500 元費用。

小馬不服，向二審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過程中，南通中院經實地走訪并多次組織聽證、談話，重新梳理案件事實，根據雙方之間的合同約定和實際履行情況，認為應當從身份關系性質、收益分配方式、協議事項屬性三個角度審查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

首先，從身份關系性質上看，小馬的每天要在固定時間前往公司的固定場所從事直播活動，每天、每月直播時長均須符合公司要求，并且需要接受公司的考勤考核管理，對直播活動缺乏自主決定權，超出平等主體間合作關系的權利義務范疇，雙方之間的關系符合勞動關系人身從屬性的基本特征。

其次，從收益分配方式上看，小馬與直播平臺公司并沒有直接的合作關系，小馬可以在每場直播后可以從直播平臺賬戶中提現源于公司與直播平臺之間對費用結算方式的約定，表面上看小馬單次直播收入并非由公司直接發放，但實際上仍是以公司主播身份、基于公司的安排獲得收入，結合雙方約定了首月保底收入以及公司曾向小馬發放兩筆 " 季度扶持金 " 的事實，可以證明小馬的收入具有勞動報酬性質，雙方之間的關系符合勞動關系經濟從屬性的基本特征。

最后，從協議事項屬性上看，個人互聯網直播服務是公司的主營業務之一，公司圍繞該業務設有運營崗位、人事崗位以及包括小馬在內的若干網絡主播，主播直播收益是公司的重要營利渠道，小馬的直播工作是公司生產組織體系的組成部分。小馬的直播業務與公司的生產、收益密切相關，直播工作成果屬于公司的重要資產，雙方之間的關系符合勞動關系組織從屬性的基本特征。

基于以上三個方面，南通中院認為本案糾紛系勞動爭議，應當經過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前置程序，否則不予受理，最終裁定駁回公司的起訴。

通訊員 李曉晴 古林 現代快報 + 記者 嚴君臣

（編輯 陳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