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趙婷婷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里，Z世代創業者或反應遲鈍，或離經叛道。他們懶惰，對一切都提不起興趣。”25歲的創業者查魯·托馬斯告訴美國《華爾街日報》，她計劃與投資者在共進早餐時探討“與年輕人創業相關的問題”，為年輕一代“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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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是“勤奮且有野心”的年輕一代的代表。她用三年半時間獲得了工程學學位，在18歲時創立了供應鏈軟件公司Ox。2020年，她登上了美國《福布斯》雜志評選的“30歲以下精英榜”。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前一天的晚上，她在辦公室加班。早上9點，她來不及換衣服，穿著前一天穿過的T恤參加了員工會議。她認為，年輕一代愿意奮斗，努力爭取晉升空間，希望用行動打破公眾的刻板印象。

美國保險巨頭保德信金融集團的一項調查發現，與前幾代人相比，年輕一代職場抗壓力較弱，敬業度不高。在參與調查的5000名成年人中，43%的Z世代認為自己在工作中做到了“超越自我”，而千禧一代和嬰兒潮一代中持此觀點的人超過50%。

“（調查）只代表少數人，他們暫時被困難嚇住了。”在美國微軟公司工作的布里安娜·張告訴《華爾街日報》，她和同事每周工作近60個小時，因為這樣“才更有可能脫穎而出”。

一部分公司的管理者和招聘負責人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長期遠程辦公導致年輕人缺少與同事的交流，無法領悟公司規章制度的意義。美國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勞動力轉型實踐項目合伙人朱莉婭·拉姆表示，年輕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搭建人脈網絡、與客戶溝通等方面面臨困難。她說，一些年輕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初被迫離職，直到現在都沒有重新進入職場。

“如何與同事有效溝通”是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豪爾赫·塔皮亞入職后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餐廳、辦公室甚至電梯間都是他結識工作伙伴、開展業務交流的場所。

一次午飯時間，塔皮亞意外地和公司的北美首席執行官坐在一起，后者將自己的職場經驗分享給他。受此鼓舞，塔皮亞在工作中更積極、主動，樂于和同事分享和交流工作經驗，同事也更加肯定他的表現。

“如果我能與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溝通，也一定可以和同事、部門主管交流。”塔皮亞相信努力工作會帶來更好的生活、獲得升職加薪的機會。“我想讓母親、弟弟、妹妹過上更好的生活。”

“脆弱”“多愁善感”“不堪一擊”……Z世代常被貼上這樣的標簽。美國咨詢公司麥肯錫的一項調查發現，55%的美國年輕人自稱曾被確診患有精神疾病或接受過心理治療。調查認為，這代年輕人在成長的關鍵時期經歷了經濟危機、社會動蕩、新冠肺炎疫情等問題，壓力大，焦慮指數更高。受此影響，他們在選擇職業時畏縮不前、顧慮重重，即使進入職場也會陷入負面狀態。

美國“商業內幕”網站認為，Z世代對職業生涯充滿期待，如果公司愿意提供導師和職業培訓，年輕人也會愿意長期為公司服務。

到陌生的法語國家生活、錯過國內秋招、與家人朋友分離等問題，曾經困擾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組織學院學生趙心宇，但她堅信，“沒有勇氣，注定會與機會失之交臂”。

為了爭取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實習的機會，她接受了大量國際學術培訓，培養辯證思考國際事務、同時處理多項任務的能力和抗壓能力。在教科文組織巴黎總部人力資源培訓部做培訓生期間，她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新知識。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也許我不是專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士或律師，但積累的經驗將帶領我走向新的機會和領域。”

年輕人希望將工作量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平衡工作和生活，不意味著他們不求上進。“商業內幕”建議人們擺脫刻板印象，真正了解年輕人的需求。

2022年，25歲的布蘭迪·瓊斯辭去舞蹈教師和牙科診所前臺的工作，把存下的2.5萬美元用于進修學習，考取相關證書。

“我知道很多公司對年輕人不友好。在面試中，我會詢問與公司文化相關的問題，了解公司員工的年齡差和他們對‘優秀員工’的定義。”瓊斯對《華爾街日報》說。最終，她進入一家非營利組織工作，年薪約10萬美元。

中匈青年協會副會長亞歷山德拉·佐爾泰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年輕人需要更多肯定和機會。“我們應該給年輕人提供更多優質資源，支持他們融入社會，幫助他們積累經驗，培養他們參與社會事務的積極性和責任感，從而成為變革的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