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國和中國人與世界的關系的新表述”，對內包含著傳統敘事資源的再利用，對外表現為中國與全球的新關系的探索。這意味著一個有著強大歷史脈絡和傳統文化資源的國家，面臨文化和倫理的全新建構，從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處境里蛻變出的新的“全球觀”。

在中國電影構建的新世界體系里，中國臉孔怎樣承擔起核心支點的作用，這對中國演員和表演體系都提出了新要求。

《紅海行動》

《北京遇上西雅圖2：不二情書》

2018年春節年初一，中國電影創造了一個新的票房紀錄———近13億元人民幣創出單一市場單日票房產出的全球新高。整個春節檔里，《紅海行動》和《唐人街探案2》成為市場的大贏家。這兩部電影都可以看作中國電影創作在近幾年里的新開拓。對比之下，《捉妖記2》和《西游記女兒國》的表現差強人意，構成了可以對應參考的現象。

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電影類型，《紅海行動》和《唐人街探案2》并無關聯，一個是戰爭動作，一個是喜鬧劇。但是這兩個產品的研發路徑都源于同樣合力：其一是中國和中國人與世界關系的新表述，另一個力量來源是要“類型電影”這個概念的精確落實。可以說，中國這些年來所有大獲成功的電影，都來自于這兩股合力促成的優質產業資源組合。

所謂“中國和中國人與世界關系的新表述”，對內包含著傳統敘事資源的再利用、對社會倫理的重構，對外表現為中國與全球的新關系的探索。這意味著一個有著強大歷史脈絡和傳統文化資源的國家，面臨文化和倫理的全新建構，從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處境里蛻變出的新的“全球觀”。

再則，創作者必須面對產業的一般倫理，即類型電影怎樣利用文化資源制造觀眾的“快感”模型。“民族電影”是一個含混的概念，商業類型片的真相在于從電影語言到技法、方方面面地接軌全球化的語言體系和工業標準，而不是滿足于“類型元素”和“民族元素”的碎片化堆砌。

在明確這個基本邏輯之后，我們進一步地討論《紅海行動》和《唐人街探案2》所彰顯的新的可能性。這兩部電影的主要場景在國外采景拍攝，但是和以前海外拍攝的中國制作有一個巨大差異，這個差異指向中國電影進行全球產品生產的關鍵指標———在中國電影構建的新世界體系里，中國臉孔怎樣承擔起核心支點的作用，這對中國演員和表演體系都提出了新要求。

《泰囧》的成功，表明中國開始構建了一個強大且自信的“自我”形象，且這個形象關涉到“周邊”。《北京遇上西雅圖》的出現，將“中國”這個名詞能指和所指的內容，空降在美國這個強大的全球化符號生產國度里。這兩部作品揭開“中國電影和世界關系新表述”的大幕，它們的力量遠在泛泛而談的“國外景觀”或“異域元素”之上。今年《紅海行動》和《唐人街探案2》帶來的重要突破是讓中國演員的表演融入國際化的表演體系里。《唐人街探案2》的中國式喜劇表演仍然有鮮明的地域特征，一定程度地抑制了“國際化”的傾向，盡管如此，這部電影的制片人之一稱贊片中的外國演員“配角”：“我們借用一個奧斯卡評選中的術語，叫actors in supporting room，就是演員輔助著角色，這是一個體現專業素養的詞，能夠輔助角色的演員沒有一個跳戲的，每一個演得都特別好。”我們不妨這樣說，在這個以“輔助角色”的完成度作為專業度量衡的表演體系中，中國演員的“臉孔”已經能夠融合進去，在一個放之世界而皆準的商業片表演體系中，“中國面孔”不再是突兀的。這個表演的高度融合，以及與之相伴的新的視覺體系，在《戰狼2》和《紅海行動》中有更強烈的呈現。

新的面孔和新的類型，把中國電影的敘事帶向新的邊界，這是國家形象在文化層面的構建、和類型電影消費的雙驅動力導致的必然結果。隨著類型觀念深入電影創作過程，必然將引入電影語言和制作水準的國際化標準，這個標準最終轉換到“表情體系”，即演員的表情管理、肢體行為和聲音控制都將和好萊塢以及歐洲表演系統完成無縫對接。這里，“融合”的本質不是中國元素參與全球化敘事，而是中國臉孔成為主角，在中國故事里創造“世界新景觀”。尤其，當“動作片”這個類型成為全球化產品的核心競爭品時，“動作”要求中國演員的表演和國外同行構建出一個“共同體”，“動作”成為統一觀影趣味的支點，這種訴求遞進地傳遞至肢體、表情和聲音，這在很大程度上將激發中國演員試探新的美學可能。隨著“新敘事的邊界”逐漸清晰，豐滿起來的“新人物”將帶出“中國和中國人與世界關系”的全新呈現。《紅海行動》里難得安靜的段落，張譯和海清關于“只救一個中國人，還是救全體人質”的討論，就明顯地呈現出新類型、新敘事與新人物誕生的內在邏輯。

在上述合力的推進下，中國電影產業面臨迫在眉睫的新舊迭代，迭代過程也將不斷印證和修訂上述“內在邏輯”。中國電影的未來，在于將經濟成長形成的市場能量，落實為成熟、自信的自我身份認同。這意味著，中國電影不僅要在中國故事中創造出“新的世界奇觀”，與此同時，也必然將構建出由中國面孔支撐起的新的“世界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