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認為，諸多事例讓我們再一次認識到，“如果不掌握最核心、最基礎的技術，只一味強調產業鏈下游的產品產出，那么我們的科技就不足以支撐經濟發展，我們的經濟是走不長遠的”。

丁仲禮認為，要重視研發源頭技術、核心技術、支持產業升級的技術，而“這些就是能‘卡’我們脖子的技術”。他說：“應該說，我們以前對這類技術的研發重視不夠，所以當出現問題、真正較勁時，才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我們需要靜下心來，謀近中期、謀長遠，拿出能夠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的方案。”

在院士大會期間，中國科學院學部學術與出版工作委員會向全體院士發出《研判科技大勢，引領創新發展》的倡議書。其中提到：開展科技發展大勢的研判，是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使科技創新更好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我們要緊扣國家戰略需求，分析和判斷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突破口，找出制約國家創新發展的科技瓶頸問題，關注學科交叉與融合，在產學研深度融合中尋找新的學科生長點，明確科技創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夯實顛覆性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學科基礎。

院士們都認為，關鍵技術的研發要求科技工作者自覺聚焦國家需求，要在工作中將個人興趣與國家需求結合起來。中國科學院院士楊元喜認為，廣大院士要在這方面做好表率，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教育青年學子，不忘初心，為國家為人民作出科技貢獻。

要加強基礎研究，掌握源頭科技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打好基礎，才能儲備長遠。而中國基礎研究整體情況仍然薄弱。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所長王曦說：“基礎研究短板仍在。無數的事例都告訴我們，只有模式創新不能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根本問題，必須抓好源頭創新，否則世界科技強國就是無源之水。”

航天科技集團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研究員吳宏鑫院士認為，加強基礎研究，要博覽群書，積累扎實的基礎理論研究經驗，還應該多參加重大項目實踐，不參加實踐就提不出問題，要從實踐中發現問題。“同時，科學研究需要團隊作戰，如今不能閉門造車、不能一味地悶頭苦干，要進行多方面的交流，開放地研究。”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主任楊衛院士認為，目前不少國有大型企業對基礎研發的投入不足，審計調查中發現“很多大的國企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只有千分之二三。那么，怎么能讓企業投入到基礎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所長周琪看來，創新型國家的建設離不開基礎研究的突破，中華民族在科學與技術方面，要為世界、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必須有原創的理論和技術突破。基礎研究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不能把基礎研究簡單認定為那些暫時沒有產出的研究，它是有重大產出的，產出的方向和途徑在于解決那些重大理論問題、解決中國遇到的現實問題、解決發展中重大瓶頸的重要工作。”

“從事基礎研究必定要抱著九死一生的決心。如果科研人員沒有冒險精神，評價體系不能包容冒險項目，評估標準不能寬容冒險的結果，這樣的社會和機制是無法產生重大原創理論突破和顛覆性技術的。”周琪說，“所以基礎研究的突破，需要從制度、系統、人才、科研規劃和布局等方面入手。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夯實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根基。”

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

在討論中，不少院士提到，要提供高質量科技供給，必須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

丁仲禮將主要以國家財政支持為主的科研力量分為五個方面軍：國家級科研院所、高校、軍工科研系統、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研究部門、各個部委和地方的研究機構。“這五個方面軍代表國家意志進行研究，但我們似乎從來沒有認真研究他們的主體定位和主體使命究竟是什么?他們和以市場為驅動的科學研究如何緊密互補、協同發展?”丁仲禮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重復研究、資源使用效率低等問題，降低了國家創新體系的效能。

他的觀點得到了中國科學院國家數學與交叉科學中心主任郭雷的贊成：“國家創新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提升整體效能也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在國家層面組織力量進行專題研究，才能將總書記的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實處。”

在丁仲禮看來，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要求相關部門和單位明確各自定位，摒棄部門意識，“不能再有一個單位包打天下的想法”。

郭雷認為，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要科學分類、精準評價;另一方面要打通鏈條、高效協同。換言之，要對組成國家創新體系的各個方面進行科學分類和定位，并在此基礎上實施精準評價和精準激勵。“這樣才能克服一刀切的評價和管理弊病，只有充分尊重各主體發展的具體規律才能充分激發其創新潛能。”郭雷舉例，政府、市場、企業、團體和個人在這個體系中有不同的定位和責任;再比如，科學、技術和工程也不宜籠統地混在一起討論和評價。

郭雷說：“當然，僅有這些還不夠。還需要把國家創新體系的各個部分的功能有效協同起來產生集成效應，這就需要在完善創新鏈條和搭建協同平臺上多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