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鵬在作物保護與育種基地查看收獲情況。

胡彥如在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做實驗。

星耀武在野外采集植物樣品。

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哀牢山生態站航拍圖。

本文所說的葫蘆島，并不是地圖上那座東北的濱海之城，而是位于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勐侖鎮一個三面環江的小島。20世紀50年代末，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帶領一幫年輕人，與毒蟲猛獸為鄰，披荊斬棘，“雙手劈開葫蘆島”，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以下簡稱植物園）由此誕生。

2021年是蔡希陶先生誕辰110周年，人們聚集到植物園那座以蔡希陶先生為原型的雕塑前緬懷老先生，感悟科學家精神。人群中，一張張青春洋溢的臉孔引人注目。植物園現有的279名專業技術人員中，70后有17人，80后有16人，青年科學家約占總數的12%。老一輩科學家開辟的事業正在交到青年人手上，他們是葫蘆島上的“接棒人”。

“要問我對哪次野外科考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每一次”

“要問我對哪次野外科考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每一次。”說這話的人名叫譚運洪，是植物園植物多樣性與保護研究組組長，瘦削的臉頰上布滿胡茬兒。譚運洪在植物分類學方面是青年科學家中的“大哥”，從2014年開始，他帶領團隊每年兩次赴東南亞地區進行野外科考，每次平均一個月左右，最長的一次在深山老林里待了50多天。

“蔡老傳奇的一生，始終與野外科考相伴，他翻山越嶺，采集了10多萬份標本，揭開‘云南植物王國’的面紗，為國家尋找戰略急需的橡膠樹，蠻荒之地上開建國內一流的植物園……”說起前輩的歷史，譚運洪如數家珍，“這種精神一直支撐著我們，每次在野外工作，我們晚上宿營時，都會圍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回想蔡老他們當年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下搞科研，我們現在沒有理由不堅持下去。”

“送糧食去了。”每次去往東南亞山林，譚運洪和伙伴們都要這樣自我揶揄一番。

“給誰送糧食？”

“螞蟥啊！”

東南亞一帶螞蟥之多，就連譚運洪這樣在國內被螞蟥咬過多次的人也覺得匪夷所思。一次，譚運洪在叢林中小憩，迷糊間覺得腿上一陣瘙癢，情急之下，脫掉褲子，用力一抖，發現雙腿從上至下都沾滿螞蟥，連腦袋上也有，一扯頭發，就是好幾條。事后，譚運洪略微數了一下，足足有上百條。

“最可怕的還不是螞蟥，而是那種細小的蜱蟲。”譚運洪說起蜱蟲時仍然心有余悸，“一旦被蜱蟲咬傷，如果它帶有病毒，剛開始人會出現發熱癥狀，隨后周身疼痛，如果得不到及時救治，就會有生命危險。”

盡管如此，譚運洪和伙伴們已在東南亞的山林里堅持了7年，累計發現新物種700多種。

而在國內，雖然科考條件已今非昔比，但這些青年科學家們仍在不少地方留下了驚險的瞬間。生物多樣性異常豐富的獨龍江地區就是其中之一。植物園哀牢山生態站負責人范澤鑫研究植物年輪與氣候變化的關系，2006年7月，他赴獨龍江進行科考，沿路多處出現塌方，滾落的巨石將路面砸出深坑，車從山頂盤旋而下，路陡峭逼仄得讓在烏蒙山長大的范澤鑫“生平第一次感到恐懼，根本不敢從車窗往外看”。

到了鄉里，范澤鑫發現當地不能安頓，只好又搭乘貨車折回高黎貢山的埡口，最后找了一處護林站落腳，連續幾天煮方便面，就火腿腸，在密林里開展采樣。7月的高黎貢山，夜里寒氣逼人，范澤鑫在地上鋪塊塑料布就囫圇睡過去。此行以及隨后幾次的獨龍江考察，都是范澤鑫科研道路上的經驗積累，始終令他難忘。

“要把植物化無用為有用，也要把我們自己化無用為有用”

“要把植物化無用為有用，也要把我們自己化無用為有用。”蔡希陶先生對科研和人生的這句感悟，植物園的青年科學家們都耳熟能詳。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的年輕人還會面對當年人們對老先生提出的那個疑問：你們成天撥弄這些花花草草，到底有什么用？

“蔡先生說，他從事植物研究，并非天生對植物有什么興趣，和老先生相似，我研究榕樹與榕小蜂的關系，并不是因為蟲子對我來說有什么特別的。老實說，上大學的時候，我的昆蟲學是學得最差的。”植物園森林生態學家彭艷瓊笑著說，“我們科研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森林生態規律，找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為人們提供更和諧、更健康的生態環境，傳承的就是用植物學知識服務人民的理念。”

如今的彭艷瓊對昆蟲學如數家珍，走上科研的道路，除了受探究自然奧秘的好奇心牽引，更多的是由于國家和社會的需要。這些年，彭艷瓊踏足過雷區，從事當年因戰事被耽誤的昆蟲本底的調查，在廣西、海南的農林交錯區進行昆蟲多樣性的調查，這些工作都直接關乎當地農業生產和農民的生計。作為一個高二學生的母親，多年來，彭艷瓊和植物園的大部分科技人員一樣，家人、孩子在昆明，自己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守在植物園，這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植物園從建園那天起，就是為了去尋找國民經濟需要的物資和原料，這個初心至今未改。當年，老先生們為云南的少數民族兄弟發掘、研究和開發了眾多的糧、油、藥等資源。2016年加入植物園的徐鵬，從事的便是熱帶稻種保護與遺傳改良研究，在全球干旱加劇和糧食供應趨緊的當下，曾經被普遍“嫌棄”的陸稻，其作用和價值愈發凸顯。

“1公斤水稻的耗水量是3到5噸，人力投入很高，大面積水田所釋放的甲烷也存在一定污染。相較之下，陸稻具有綠色、清潔和安全的優點，關鍵是能提高產量和品質。”堅守了近20年，終于等來陸稻的“高光時刻”，徐鵬難掩興奮。

徐鵬和團隊一直在搜集、發掘云南豐富的稻種資源和少數民族同胞積累的種植經驗，近5年來，育成系列陸稻新品種并累計推廣200余萬畝。徐鵬和他的團隊還深入黃淮海平原、甘肅、新疆等地，陸稻推廣成效令人鼓舞。他們也已走出國門，與周邊國家的人民分享起“中國經驗”。

“我們培植的是多年生的‘植物’，不是一年生的‘植物’”

都是學有所成的博士，都是心氣正高的年輕人，植物園靠什么把他們凝聚在一個小島上接續奮斗？植物園的“當家人”、現任主任楊永平的回答是：“我們培植的是多年生的‘植物’，不是一年生的‘植物’。”楊永平解釋說，葫蘆島真正的力量就在于傳承、尊重，不論你從哪里來、從事什么研究、在哪個崗位，我們首先從內心里相信你能干，而且能干好；同時，我們也從工作、生活等方面當好大家的“后勤部長”。沒了后顧之憂，信任自然會給人帶來動力，于是就有了“不待揚鞭自奮蹄”的景象。

這就不難理解，徐鵬剛調入植物園發現考核周期居然是4年時的那份驚喜，范澤鑫他們跋涉在哀牢山時，哼唱著植物園園歌的那份悸動，還有一年到頭在路上的彭艷瓊會脫口而出，“人若有夢想，干活兒就不累”。

“蔡老一輩子只讀了一年大學，基本靠刻苦鉆研，自學成才，因此他深信人才是在科研實踐中成長起來的，這個理念帶動造就了植物園不拘一格培養人才的傳統。”胡彥如就是這一傳統的受益者，85后的他現任中國科學院熱帶植物資源可持續利用重點實驗室主任，“植物園看重的是真才實學，在科研上做出貢獻，并不唯學歷、唯留洋、唯獲獎，這就形成一種人人求實向上的氛圍，特別吸引青年人。”

山東小伙星耀武曾先后留學瑞士和美國，具有分子系統學、生物地理學和古植物學、古氣候學的多學科背景，目前正結合分子與化石證據，探索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如橫斷山區生物多樣性分布狀況以及演變歷程，“植物園鼓勵創新、容錯的氣氛對我這種習慣于批判性思考的人很重要。”星耀武認為，前輩們囿于當時的科研條件對于某些生物多樣性現象提出過一些假說，而現在，他和同事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運用最前沿的理論和最新的技術手段予以驗證和發展。“這是科學意義上的繼承，我想這也是前輩們樂于看到的。”星耀武說。

40多年前，作家徐遲在以蔡希陶為主人公的報告文學《生命之樹常綠》中設想的葫蘆島的景象，如今已化為了現實：“西雙版納正在做的工作，將如蒲公英的帶冠毛的小果一樣遠飛高揚，到東南亞，到剛果河和亞馬孫河濃郁的熱帶雨林和世界上的其他的森林中去。”

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