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中國100多萬鄉村醫生中微不足道的一個。在江西撫州市廣昌縣山下村，作為村衛生室的“光桿司令”，他要照看的是全村老老少少1600多人的健康。

今年50歲的他，在這個崗位上已經堅守了27年。他話不多，只有看病時，才會拿出上衣口袋里的眼鏡，瞇著眼睛尋找最細微的征兆。

他的左袖空空蕩蕩，那是一次上山砍柴被蛇咬傷，為保住性命付出的代價。但這并不妨礙他用摩托車和藥箱連接起整個村莊。他計算過，在這個村莊里，他騎過的摩托車報廢了4輛，車輪駛過40余萬公里。

他腦子里有一張完整的地圖。網絡地圖上尚未標記出的鄉間道路，深刻印在他腦子里，沿途哪戶人家治過什么病他都一清二楚。如今，這張地圖完成了一次27年來最大的更新——“短短3個月內，他為300多個老人進行各種健康物聯檢測服務達4000多項次”。這些健康數據被他上傳到云端平臺，成為一個醫療體系中微小卻不容忽視的數據庫。

按照當地官方的說法，這些數據“實現家庭成員之間遠程的健康數據分享，實現健康檔案、日常監測、健康關愛、專業體檢、慢病篩查、評估干預、遠程就醫的全鏈條服務”。這是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為擺脫“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帽子勾勒的藍圖，也是各地關于改善鄉村醫療狀況的一次嘗試。

2016年，當時的國家衛計委提出提高鄉鎮衛生院基本醫療能力，推進實現大病不出縣、小病不出村的目標。從那以后全國智慧醫療燃起了一把“火”，智慧醫療產品層出不窮，曾經紙質的健康檔案被云端數據代替。

在這個巨大的網絡中，李彥是最前端的“探頭”。

1991年，李彥從中醫函授大學畢業，本想自己開個診所，但縣衛生局來了人，勸他去村里做鄉村醫生。

在那之前，村里的衛生室只有兩位年屆六旬的“赤腳醫生”，沒上過學，“打吊瓶時血管都找不到”，開藥也只認識十幾種。面對這種現狀，他一下就答應了。這一答應就是27年。

剛用上手機那會兒，他每天至少要接到20個求醫電話。他給自己定了個規矩，“說了幾點到，絕不超過10分鐘”。只要村民一個電話打來，不論凌晨幾點，他都會起身披上衣服就走，“別人信任我，病情耽擱不得”。

石頭和泥土鋪就的山路晴天顛、雨天滑。一開始單手騎摩托掌握不了平衡，他算過，不計小磕小碰，大摔就有3次。第一次摔斷了右手手腕骨;第二次摔斷了一根肋骨;第三次連人帶車掉進溝里，撞到脖子，昏迷了五六個小時，草藥撒了一地，直到被路人救起。但“只要還能動，就把摩托車一扔，走路過去”。

剛把監測工作交給李彥的時候，沒人想到他能做得這么認真。“當時去做培訓時，老師都默默放棄他，畢竟他是殘缺的。”當看到他的數據幾乎覆蓋了村里各個角落的重點監測老人時，他們和當地的衛計委才真正“看見”他。

要完成一輪檢測，他騎著摩托車，一天走訪10來戶，也得轉上半個月。除了帶上檢測儀器外，他還背上自己的老藥箱，備著常見藥，卡在座前，以備不時之需。因為打開過于頻繁，藥箱的扣鎖都合不上了。

村里沒有太多規矩，李彥直接推門進去。中風的老人神情木木，守著幾條臟兮兮的被子等著他。李彥毫不在意地坐在床邊，拉起老頭枯枝一般的手臂檢查血壓、血氧。

一戶人家兩位老人耳背，一貫說話輕聲細語的李彥不得不彎下腰，在老太耳邊提高聲音說：“給你們做個檢查。”聲音驚動了隔壁一位老人，拄著拐杖顫顫巍巍過來，擼起袖子就要檢查。李彥記得，她在前年得過腦梗，現在已能自己走動。

村里的人們越來越看重健康問題，老人動不動打電話讓他過去“看看”。一些腿腳還靈便的老人也會主動來衛生室要求檢查，把相關數據發給子女。他的衛生室也配上了血糖儀、按摩器——之前就連血糖，都只能去縣上檢查。

但是，在這個波瀾不驚的村莊里，變化來得十分緩慢。李彥曾經救治過一位突發腦出血的獨居老人。去年的一天清晨，老人洗漱時突然倒下，四肢無法動彈，只能用微弱的聲音呼救。鄰居起床聽到聲音，馬上想到打電話給李彥。他騎著摩托趕過去，一量血壓很高，急忙說“我們鄉鎮一級處理不了，得趕快走”。第一時間打電話給120后，一直等到縣醫院救護車過來才離開。

“這種事經常發生。”李彥嘆了口氣說。村里老人更害怕外出就醫，“他們害怕無家可歸，如果超過80歲，寧可在家死去。”

廣昌縣衛計委副主任李智玲也有同樣的擔心，“村一級解決不了很多問題，很多農民看病都要到縣一級。廣昌縣人口僅有20多萬，門診量卻達到30萬。”

在她看來，要改變“因病致貧”的問題，關鍵是對鄉村醫生實行一體化管理，讓基層醫療發揮作用。

如今，承擔健康保障職責的李彥，每個月有1800元的固定收入。而在此之前，他唯一的收入是出診費和藥品差價，還要向上級主管部門繳納費用。出一次診只賺四五十元，有時連給摩托車加油的錢都夠不上。吊瓶要七八十元，農民得一次感冒要花費好幾百元。他就給對方開中草藥，幾元就能搞定。遇上家里付不起的，他也擺擺手，讓對方先把賬掛上，有錢再還。

最困難的時候夫妻倆一個月的工資加起來才1000多元，勉強能夠管飽一家人的肚子，但孩子的衣服只能撿別人家剩的穿，妻子想吃5元一斤的桂圓，也只能想想。

衛生室原先設在位于山坳里的村委會旁，土坯房經不住風吹雨淋，終于在大雨的沖刷下倒塌。李彥和另外兩個村醫合計，每人從緊巴巴的診金中掏了4000元，在7個村民小組趕墟必經的路口，修了一棟磚瓦結構的新衛生室。

新衛生室修起來了，村莊卻在慢慢凋敝。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廣昌縣是“物流大縣”，同村年輕人也多從事這行，“全國各地都跑，遠的都到了新疆、西藏”。

春節一過，村里就沒了多少人氣。即使是周末午后，主干道旁一排排修葺一新的樓房也房門緊閉，只有幾只蘆花雞悠閑地走到水泥路上，曬著太陽。

隨著一起淡漠的，還有曾經的人情味兒。從七八歲起，年幼的李彥就幫著父親鼓搗中草藥，常常有被父親救治的病人前來感謝，拎著攢了好幾天的雞蛋。改革開放取消了糧票后，逢年過節他們家吃的豬肉總比別人家多幾斤。就算有人掛賬，一旦賣了糧食收了錢，就很快過來還債。等他自己做了醫生，家家戶戶都認得，每逢紅白喜事都會把他們夫妻請過去，熱熱鬧鬧的。

李彥不記得從何時開始，有人來看病，理直氣壯地說“我都給你錢了，你還不幫我看好?”還有人質疑他“你會不會看?這個藥是不是假的?”李彥感覺很無奈，“看病不是你給了錢就能看好，不像去餐館給了錢就能管飽。”

他看著電視里的新聞，自己也變得小心翼翼起來。進修時，老師教給他一個秘訣：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就要說自己什么都會，讓對方放心。“但現在就算感冒發燒，我都說看看試試，說話要很小心了。”

當年和李彥一起畢業的同學，大多轉行，外出打工、下海經商。鄰村的村醫，有的早已拋下這份工作，也有兼職著其他副業的，種田、養豬、種果樹，“不然生活不下去”。

他的生活甚至有些乏善可陳。他看不慣村里的年輕人一年忙到頭，賺了錢就回家賭博，賭輸了再借債種田、打工。他不會打麻將，也很少看電視，有時間就看看醫學書。

20多年來，他幾乎沒離開過這個村莊，連遠門也沒出過幾趟，“太忙了”。

他忙著學習，“不管這病治不治得了，我總要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哪兒有培訓班，他都自費去進修，再把新技術帶回村里。在那里遇到同行的機會很少，“一個縣也來不了一兩個”。

令他高興的是，去年冬天，進村的水泥路終于全部鋪設完畢。他還給摩托車專門安裝了一個擋雨棚，“買的是最好的料”，晴天雨天照樣出診。

大兒子高考選志愿，不顧父母的反對，報考了廣西一所大學的中醫藥專業。如今快畢業了，出去實習沒有薪水，干的工作卻不比他少。

兒子勸說他們，以后會有很大的保健醫療需求，妻子被說動了，“他是年輕人，更有眼光。”但是她不希望兒子回來，“要是能靠他自己的努力，留在大醫院工作就好”。

至于李彥自己，不是沒想過去外面闖闖，但他又擺了擺手，哂笑著說“去了外面沒有人認識我”，“再說我又殘疾，別的也干不了”。再追問，這個不會講什么大道理的男人才說：“這么多人找我看病，還是不好意思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