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因病不幸逝世，引發社會各界集體緬懷。金庸作為新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引發了中國文學研究界的強烈關注與重新評價，擁護者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超越了時代、民族、地區、性別的限制，成為中國文學一個獨特的文學存在;批判者則認為他的小說缺乏現代感，是農耕文明時代審美趣味的體現。

金庸武俠小說的受眾廣泛、影響力深遠，其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地位也不斷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但是對于這位早已被寫入文學史的當代作家，質疑與批評的聲音始終不曾消失。在批評者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乃典型的通俗文學，是市場經濟大潮興起的產物。這種觀念看似冠冕堂皇，實則經不起推敲。通俗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支，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中國古代的四大經典名著除《紅樓夢》外，其他幾部小說都是當時的通俗小說，但這并不構成對于這些通俗小說經典性的否定。以是否屬于通俗小說來評判金庸武俠小說，無異于緣木求魚。

至于批評金庸的小說具有農耕文明時代的審美趣味，因而認為其作品的精神價值、故事缺乏現代性則更是令人莫名驚詫。作為獨立的審美個體，作家基于自身審美趣味、思想立場創作出各具特色的文學作品本是應有的創作自由。倘若依據作家審美趣味趨于傳統、崇尚農耕文明，以此判斷作家思想守舊、觀念落后、對于現代文明隔膜，顯然是一廂情愿的揣測。且不說作家有選擇自己獨特創作題材與審美偏好的自由，即便是表現傳統農耕文明趣味的作品，也絲毫不影響其質地的優秀。若簡單地以作品是否具有農耕文明趣味作為臧否標準，則沈從文、汪曾祺、陳忠實、葦岸、劉亮程、張聯等作家都將被剔除出優秀作家之列。

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對于同時代人往往評價謹慎。蓋棺定論的思維習慣，使得中國文學研究界在評價在世的、同時代的作家時不免較為保守，甚至極為苛刻。金庸武俠小說雖然經過數十年的歷史檢驗，“金學”也日趨興盛，但這并不妨礙同代學者的批評與苛求。而更值得反思的，或許還在于一些學者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味追求。他們以激進的姿態否定傳統文化，在文學現代性的憧憬中排斥古典文學，于是具有章回體小說結構、傳統趣味、駁雜文化的金庸武俠小說被長期摒棄在經典作家之外。

金庸的去世，讓中國社會認識到其武俠小說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力，也使中國文學研究界越來越意識到以往對于通俗文學簡單評價的缺陷。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全球華人地區甚至英語世界都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中國國家形象與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號之一。金庸是傳統文化的堅守者，他通過武俠小說為讀者們奉獻了一批富于文化內涵、充滿奇異想象和民族大義的優秀作品，賦予了中國當代文學以新的語言魅力和文化自信。

（作者：龍其林，系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文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