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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的背后，總是閃現出博弈的力量。

4月23日晚間，央行旗下媒體《金融時報》援引央行方面回應稱，當天市場流傳的“25日起定向降準”傳言不實。

這是時隔不到一個月，央行第二次澄清降準傳聞。

3月29日，市場上也曾有人散播“央行決定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的謠言。央行當晚在官微表示，此為不實消息，并就此事致函公安機關，對編造發布虛假信息的行為依法進行查處。

顯然，市場上很多人認為逆周期的調節，貨幣寬松需要持續有力，維持今年一季度以來的經濟復蘇。這類期待的合理性有存在基礎，畢竟今年以來，央行已實施過兩次降準，分別在1月15日和1月25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以進一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優化流動性結構，降低融資成本，凈投放資金約8000億元。

寬松的貨幣政策加上國家減稅降負、加大財政支出的系列舉措，從宏觀層面看，一季度短期經濟數據顯示經濟企穩。無論是制造業PMI、一季度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等數據都拐頭向上。

很多人期望這種政策趨勢延續，央行的回饋卻像冰一樣的冷靜。4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表示，穩健貨幣政策總體上力度得當、松緊適度，原來并沒有放松，現在也談不上收緊，始終與名義經濟增速相匹配。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補充說，大家判斷貨幣政策要記住4個字“松緊適度”，而判斷“松緊適度”建議看銀行間的回購利率像DR007等。言下之意就是，回購利率浮動，成為央行調節的錨，高拋低收，不會大水漫灌。

2019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是明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穩需求，堅持結構性去杠桿”，再提“房住不炒”和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強調“宏觀政策要立足于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加注重質的提升”。此前的“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六穩”則不再提及。

解剖經濟數據，或可窺知轉變的緣由。從就業上看，3月，城鎮調查失業率5.2%，環比下降了0.1個百分點，但同比上升了0.1個百分點，較上年年底提高了0.3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環比上升01.個百分點，較上年年底上升0.4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城鎮新增就業人數324萬人，同比減少了1.8%。其深層次原因是，第一季度，占中國就業絕大比重的第二三產業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分別同比回落了0.1和0.3個百分點，這對應著同期民間投資和制造業增速較上年均有所回落。

另一方面，今年以來，樓市陽春超乎預料，3月，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上漲4.2%，二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2.2%，三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1.4%。態勢令人憂慮。

從宏觀數據看，2019年一季度GDP創6.4%，經濟企穩態勢初顯。但與此同時整體宏觀杠桿率在2018年以來上升4.7%，原因在于對沖經濟下行的兩大主力——房地產企業和地方政府，在政策發力的同時其杠桿率也在顯著提高。這與房地產的大幅增長互為印證。然而，杠桿率僅僅是一個表象指標，深層次的含義是經濟結構是否失衡、債務依賴的增長特征，這與高質量發展要求及轉型的長期目標相背離。

通俗地說，我國經濟的長期競爭力一定是將制造業作為一切的根基。因為制造業是參與全球競爭的可貿易部門，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而地產、基建、消費都是枝葉。所以，本質上而言，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制造業的效率不斷提升，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不斷提升，人均的創收持續上升的過程。自工業革命以來，除了少數靠賣油賣礦發展的資源富有型國家，國際上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的國家，幾乎都是依靠制造業在國際上的相對競爭力。而制造業競爭力衰退的國家，都出現了長期經濟份額和相對實力的下滑。

回顧歷史，在2009年、2012年、2015年三輪穩增長壓力下，寬信用政策使得我國宏觀杠桿率不斷攀升。地產與基建等行業由于具有重資產、高杠桿等特性，往往成為寬信用的發動引擎。地產政策的放松，同時拉動房貸提高居民杠桿?；ㄍ顿Y則對應政府杠桿的提升，企業杠桿也受到地產和基建產業鏈的信用擴張而大幅上漲。

依靠財政貨幣刺激基建地產，導致信貸資源持續投向基建和地產。對應的，制造業在新增投資中的份額持續下滑，導致全社會杠桿的大幅上升，而總體資本回報下降。也正因如此，習總書記在2017年年底視察江蘇時就強調指出：“必須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壯大實體經濟，抓實體經濟一定要抓好制造業。”同期提出了“房住不炒”，開始進行“金融去杠桿”，解決債務問題中的結構性矛盾。2018年底，科創板破空而出。

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為何高層再次強調了“房住不炒”、再次強調了“結構性去杠桿”的苦心。對炒房者的當頭棒喝，對瘋狂拿地的房地產商抑制，透露出來的是國家堅持高質量發展的長期目標沒有改變，這也是數百萬創業者和在城市奔波求職的大學生的福音。

關鍵詞：央行澄清降準傳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