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拘留所得知被抓原因：疑似上訪

到了拘留所，管教問我身上和臉上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傷，此時我才知道，自己的臉被羅烈打變形了。管教看我一直在哭，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他搖了搖頭，嘆了口氣離開了。

在拘留所的七天，那是我永生不敢再回憶的日子：逼仄的空間，多人擁擠的板床，無法吞咽的餐水，解手時被多人圍觀，被圈養的屈辱。那些經歷，每次回憶我的心都在顫抖。

我年幼的兒子看見我被羅列副所長拖走跪在地上時恐慌的眼神，一直在我腦海里。

在拘留所的七天，我一直搖晃著鐵門，呼嚎著請求找律師，沒人理我。一位大姐見我一直哭喊，便問我為什么喊冤。我將事情一五一十的傾吐出來：

2018年3月12日，豐縣實驗小學放學排隊期間，我的女兒嘉嘉兩位同班同學發生沖突，一位李姓同學的衣服拉鏈甩進我女兒的左眼，女兒眼睛受傷后失明，后被鑒定成八級傷殘，一年多來，學校一直未妥善處理孩子的傷殘賠償問題。孩子眼睛看不見了，迄今為止，我們仍然無法就賠償問題達成一致。我和丈夫開始走法律程序。

女兒的左眼永遠看不見了

隨著女兒視力惡化加劇，2018年7月，我帶著女兒去了北京同仁醫院，醫生告知我們女兒的視力基本為0無法治愈了。我蹲在醫院樓道哭了起來。一位同情我的大姐帶我和孩子吃了一頓飯，并建議我去國家信訪局咨詢。

在我從北京回家的前一天，我到信訪局反映了女兒眼睛被傷害一事，希望社會可以關注學生在校安全。

在我走出信訪局大門后，我被豐縣一位趙姓官員攔住。他說：有問題好解決，你女兒的問題，有學校的責任，該賠償就賠償，你先回家。

后來我才知道，他叫趙才柱，是我們當地專門安排在北京負責截訪的。

第二天，我帶著女兒離開北京回家。

拘留所大姐聽完我的陳述，她告訴我：我是因為有信訪記錄才被抓的。

我問大姐：我帶女兒去北京看病，順便去信訪局反映在校學生安全問題。我也沒做壞事，抓我做什么?

大姐嘆了口氣，沒有再理我。

走出拘留所，被圍堵，被監視，被撤職

3月9號我終于走出拘留所。我瘸著腿，頭暈眼花。在拘留所小門，我等著接我的家人。

意外又發生了。

豐縣實驗小學校領導渠敬衡突然出現，強制把我弄上車，車牌號為(車牌號蘇CC900U)的超大面包車，我看到了兩個民警和幾個校領導。我立刻感到了危險。

他們啟動了車輛，我大聲呼救。我的丈夫和我妹妹聽到了我的呼救，我妹妹拼死趴在面包車的引擎蓋上，他們才把車退回了拘留所大門內。僵持近兩個小時，我們報警，徐州本地民警來后，他們才放開我。

重獲自由后，我立刻去了徐州中心醫院辦理住院手續，我的身體衰弱到了極限了。

他們派來監視我的人，幽靈般的盯著我

在我住院的第二天，病房門口出現了多名我熟悉的面孔，他們帶著口罩，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總共有五六個人，我認出來那是豐縣實驗小學的老師。

我入院的第三天，他們增加了人手，總共超過十人。監視我的人將車子緊停在我家車子旁邊。

就這樣，一雙雙陰森森的眼睛，在樓道里，在我家車旁，在我病房，在醫院走廊里，跟著我吃飯，盯著我上洗手間。他們像幽靈一樣，看管著一個重刑犯人。孩子問我：媽媽，怎么那么多人跟著我們?兒子恐懼的眼神讓我心碎。

我實在受不了他們的監視了，我沖過去問他們：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他們用無奈的語氣告訴我：自己也不想監視我，是領導安排的。

無奈，我們只能選擇忍受。我們全家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年邁的父母在病房和我們一起抱頭痛哭。

從3月20日開始，教育局連續幾天傳喚我，要求我去教育局紀委談話，我實在害怕他們再次抓我。我真的害怕他們再打我，再把我關起來。

我病的頭暈眼花，站都站不住，根本沒法上課，我所有請假手續齊全，他們不準我請假，怕我反應他們的違法犯罪的行為，安排了多名領導到學校監視我。

我實在受不了他們不停地傳喚，批評和談話，我決定為自己找說法，5月31日，我到江蘇省公安廳反映我被派出所副所長羅烈暴力毆打拘禁一事。結果收到了民警給我送來空白的訓誡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