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又有新進展。

5月15日，據人民銀行官網消息，2022年5月1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董會完成了五年一次的特別提款權（SDR）定值審查。執董會一致決定，維持現有SDR籃子貨幣構成不變，即仍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構成，并將人民幣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升幅1.36個百分點），人民幣權重仍保持第三位。

這是2016年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以來的首次審查。五年一次的SDR定值審查標準主要包括兩方面：出口規模和該貨幣“可自由使用”的程度。前者權重占比最高，近50%，后者則由多個綜合指標構成。

新的SDR貨幣籃子在今年8月1日正式生效。對于人民幣將在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提升，人民銀行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志不會動搖，將始終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下一階段，人民銀行將和各金融管理部門一道，繼續堅定不移地推動中國金融市場改革開放，進一步簡化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投資的程序，豐富可投資的資產種類，完善數據披露，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延長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時間，不斷提升投資中國市場的便利性，為境外投資者和國際機構投資中國市場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SDR審查看重哪些指標？

此次IMF對SDR審查的時間有所推遲。2021年3月，IMF宣布，將下一次特別提款權估值籃子審議推遲到2022年，實際上重新設定了為期五年的特別提款權估值審議周期。

構成當前SDR籃子的貨幣包括五大類：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在最新的SDR定值審查中，人民幣和美元的權重均上升，分別上升1.36和1.65個百分點，同時將歐元、日元和英鎊權重分別由30.93%、8.33%和8.09%下調至29.31%、7.59%和7.44%。權重調整后的新SDR貨幣籃子中，美元依然是第一大貨幣，權重升至43.38%。

SDR是IMF于1969年創設的一種補充性儲備資產，與黃金、外匯等其他儲備資產一起構成國際儲備。SDR也被IMF和一些國際機構作為記賬單位。創設之初，SDR與美元等價。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IMF于1974年啟用SDR貨幣籃子。IMF按成員國份額對所有成員國分配SDR，以補充成員國的儲備資產，目前，SDR主要用于IMF成員國與IMF以及國際金融組織等官方機構之間的交易，包括使用SDR換取可自由使用貨幣、使用SDR向IMF還款、支付利息或繳納份額增資等。

2015年審查前，SDR貨幣籃子包括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四種主要國際貨幣；2016年，根據前期審查結果，首次將人民幣納入SDR籃子，至此，SDR籃子貨幣構成從五大貨幣變為六大貨幣。

IMF通常每5年對SDR進行一次例行審查，主要內容是SDR貨幣籃子的貨幣構成及權重。在2015年的審議中，IMF執董會還批準了一個新的公式，即對貨幣發行國的出口和綜合財務指標進行均等分配，以確定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貨幣的權重。

據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介紹，2015年，IMF重新審查了SDR貨幣籃子權重的確定方法，在此前公式的基礎上，降低了出口權重，并增加了補充性金融變量，包括外匯交投量、國際銀行負債（IBL）和國際債務證券（IDS）。SDR貨幣籃子權重的計算公式隨即變為，1/2的出口占比加上1/2的綜合性金融指標占比。金融指標的權重平均分為正式部門衡量指標（儲備，1/3）、外匯交投量（1/3）和私營部門國際金融活動貨幣使用指標（即IBL和IDS之和，1/3）。

可以看出，為了反映貨幣在全球貿易中的作用，IMF在確定SDR籃子貨幣構成和權重時，歷來都會將出口作為重點參考指標。正是憑借龐大的出口規模優勢，人民幣在2016年才得以成為SDR第三大權重貨幣。而此次人民幣權重上升，同樣離不開過去五年里，我國出口規模在SDR籃子貨幣發行國中占比的提高。

不過，對于衡量SDR定值的另一大重要權重，人民幣的綜合財務指標在過去五年中則有升有降。管濤表示，2015年SDR審查以來人民幣金融指標有升有降，具體來說，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儲備占比有所上升，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市場交易總額占比上升，人民幣在全部籃子貨幣的國際債務證券總值中占比微降。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清算銀行對債務證券數據進行歸類的方法是，當直接發行人居住地、發行注冊地、管轄法律和上市地點均指向同一國家時，被歸為國內債務證券，否則被歸為國際債務證券。因此，該數據并不包括由非居民投資于本地發行的證券所引起的跨境投資，即不能完全反映債券市場上國際貨幣的使用情況。”管濤稱。

人民幣國際化無需操之過急

人民幣在SDR籃子貨幣中的權重提升，被外界看作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新進展。不過，總的來看，人民幣國際化仍處在初級階段，且不能操之過急。央行在最新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也提出，要持續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深化對外貨幣合作，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管濤表示，中國貨物和服務出口規模在全球的高占比是SDR中人民幣高權重的主要貢獻項。然而，由于中國外貿發展方式主要以量取勝、以價取勝，缺乏非價格競爭力和產品定價權，導致跨境貿易中人民幣支付結算比例較小。而以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占比為例，在SDR籃子貨幣構成中，除美元以外，其他四種貨幣在SDR的權重均高于其在全球儲備中的份額。可見，人民幣在SDR中權重大不代表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高。

“人民幣國際化分為三個層次：從支付結算貨幣，到計價和投融資貨幣，再到全球儲備貨幣。現階段人民幣國際化仍然處于初步階段，處于從支付結算貨幣向計價和投融資貨幣爬升的階段。”管濤稱，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貿易規模優勢表明，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存在較大潛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地位高，國際化進程應當加快。在多種現實因素的制約下，當前人民幣國際化進度是適當的，是符合中國金融開放程度、監管水平以及市場承受能力的。在制約因素尚未消除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能操之過急。

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近日在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也表示，中國要保持一定的資本管制，抑制熱錢的流入和資本外逃，這樣可能會對人民幣國際化造成不利影響，但沒有更好的選擇。

絲路基金董事長、央行國際司原司長朱雋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近期舉行的《2022·CF40中國金融改革報告》發布會上也表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同一過程，繼續穩妥推進高質量的資本項目開放就是現階段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最有力抓手。資本項目開放并非放任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過程，而是以市場化的宏微觀審慎管理政策替代行政管制手段的過程。

“從資本項目開放的國際經驗看，資本項目開放并無固定的模式和次序，和貨幣國際化一樣，成功開放資本項目要求一國的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基本到位，并具有發達完善的金融市場，更重要的，是要建設一個穩健的金融體系；完善的金融監管是開放資本項目的重要前提條件；應重視衍生品市場分散和防范風險的作用，衍生品市場可用于對沖價格、匯率、利率和信貸風險，但也要防范過度投機。”朱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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