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中澳關系出現了一系列風波。今年3月初，《澳大利亞人報》用“深凍”一詞描述當前中澳外交互動狀態，盡管這種說法僅代表澳方觀感，但仍不難看出兩國在經歷多場風波后不得不面對相應受損的關系。而掃描澳大利亞國內，最新消息顯示，走過2017年的澳大利亞留學產業已經率先顯現出了某種“后遺癥”效應。

澳重要產業開始憂心“反華后遺癥”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雜志網站3月5日報道說，去年澳大利亞的大學從中國招收的留學生人數與往年持平。報道還提到，在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機構招收的持有學生簽證的新生中，中國人盡管仍輕松占據榜首，但其比例已從2016年下半年的39.7%下降到一年后的38.3%。

近四成的新生簽證比例足以再次提醒澳方：中國是澳大利亞國際留學生的最大來源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因此強調，這一數據呈現出的下降趨勢可能令澳大利亞的大學緊張不安。進一步說，對于澳大利亞第三大出口產業——留學產業，以及在世界享有不錯聲譽的澳洲大學而言，前述數據發出了令人擔憂的信號。

但是，按照目前形勢來看，要發出擔憂的或許還遠不止留學產業。新華社駐堪培拉首席記者徐海靜在接受參考消息網采訪時說，除教育領域外，澳大利亞旅游業、經貿領域，尤其是農產品行業，也都十分擔憂中澳關系惡化將帶來的沖擊。

去年底澳國內反華風波集中發酵時，澳大利亞聯合新聞社網站曾報道說，中國的憤怒之情也許會表現為消費者抵制澳大利亞的商品和服務。澳大利亞農業出口——尤其是奶制品、肉類和酒類——以及營養補充藥物，最有可能受到消費者抵制。

去年的十一黃金周是雙方氣氛相對平靜的期間，多家外媒則集中關注到澳大利亞成為節日期間中國人最愛去的第五大出境游目的地。路透社當時報道說，截至2017年6月的過去一個財年，中國游客在澳大利亞的消費金額占外國游客消費總額(約合345億美元)的近1/4。澳大利亞貿易、旅游和投資部長斯蒂夫·喬博則說，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大客源國，中國游客已連續六年在澳消費金額排名第一。

澳大利亞很清楚，中國是澳大利亞第一大出口市場，是其國際留學生的最大來源國，還是其最有價值的旅游市場。然而，這一切都會受到兩國關系氛圍的影響。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雜志指出，在澳教育界努力吸引中國留學生的同時，更大的潛在擔憂是，中國留學生們受到緊張氣氛的影響，并最終放棄赴澳大利亞留學的計劃。

解決問題的“鑰匙”在澳大利亞手中

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非常高，也從對華貿易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在去年底到今年初的一段時間內，澳國內反華爭議事件不斷，甚至澳政府言行也引發了中方的強烈不滿，以致中國外交部在去年12月召見了澳駐華大使。

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日前撰文說，從前幾波“中國威脅論”浪潮都是美國在挑頭，鼓動其他國家加入，但這次，因為特朗普要美國逐漸從國際事務中撤退，一些主要西方國家似乎覺得自己可以挑頭應付中國。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則分析得更加直接，他在《澳大利亞人報》網站撰文說，澳總理特恩布爾在中國問題上從“辯護者”到“麥卡錫主義者”，源于其脆弱的國內政治地位——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在公眾看來，他毫無立場。陸克文認為，面對中國，澳大利亞需要一項系統、全面的國家對華戰略。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而是應看到，存在一條與中國打交道的“中間道路”。

不知這一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澳大利亞國內輿論，但據新華社駐堪培拉首席記者徐海靜觀察，進入2018年后已能明顯感覺到，澳大利亞公共領域、尤其是媒體上對中澳關系的討論，已經不像2017年那樣幾乎“一邊倒”地“反華”。也就是說，今天出現了一些較為積極的聲音。

與之相應的是澳總理特恩布爾2月在啟程訪美前曾接受采訪時說：“中國擁有巨大的實力……但我們沒有看到敵意。我們不把中國描述為一個威脅。”

然而，語氣的轉變仍屬表象，面對已在教育產業領域顯現端倪的“反華后遺癥”，澳大利亞將采取何種措施予以應對仍是一個大問題。

徐海靜認為，解決所謂“反華后遺癥”的“鑰匙”還是在澳大利亞手中。因為去年中澳關系的惡化，是澳方一手挑起、造成的，如果澳大利亞不希望中澳關系繼續惡化，澳方是可以有所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