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大學醫學院一名研究生在實習醫院值班約14個小時后暈倒猝死，前不久發生的這個悲劇，讓無數人對年輕生命的逝去感到惋惜。

這位猝然離世的年輕人生前曾多次在朋友圈“吐槽”加班生活：“28小時班，一刻不停寫病歷，做操作，開麻方，收病人，抽血氣，睡了不到3個鐘頭，夠夠的!”“最羨慕那些朝九晚五、有雙休、享受法定假期的人。”

加班，正日益成為職場年輕人不得不面對的生活狀態，“感覺身體被掏空”這樣的流行語，折射出當代年輕人面對加班煩惱時的自嘲和無奈。

“不加班就沒法交差，別無選擇”

晚上10點，在北京一家網絡公司負責產品運營的90后員工林美終于放下手頭的工作，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出辦公大樓，趕地鐵末班車回家。在她的身后，辦公室里依舊燈火通明，夜里11點，還常常有鍵盤敲擊聲傳出。這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日。

“996”(指工作日早9點到晚9點上班，一周工作6天)的“梗”已經無法滿足林美的同事對加班的調侃，有些人吐槽是“724”，即一周每天24個小時要隨時隨地待命。公司推出了晚上9點后打車免費的“加班福利”。

林美的同事張麗已經好久沒能接送孩子上學了，晚上哄完孩子睡覺又要繼續工作至凌晨一兩點。他們對接海外客戶，由于時差，即便午夜收到信息也要回復，“我們必須適應客戶時間。”孩子問張麗：“媽媽能不能換份工作?”

23歲的房地產業員工李杰加班驟然變多，是從2017年12月開始的。當時公司提出要在廣西防城港開發新樓盤，他被派去監督施工。

“工作面出來沒?”“沒有。”“能快點嗎?要交接了。”這樣的對話每天都在發生。他不得不早上7點起床，連續“奮斗”十幾個小時，為趕進度只能邊指揮邊站著吃午飯，最早也要凌晨2點才能下班。連續通宵3個晚上，他用涼水拍拍臉又繼續工作，“不加班就沒法交差，別無選擇。”

他偶爾也會感到“慶幸”，因為趕樓盤展示期的同事加班比他還多。

2017年，滴滴媒體研究院對都市白領加班情況進行調查，數據顯示，加班最嚴重的前4個行業分別為互聯網、金融、文化傳媒和房地產。

過度加班不僅存在于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許多國有企事業單位，甚至過去不少人認為日常工作就是“一張報紙一杯茶”的公務員，也難逃加班魔咒。

廣西90后大學生張慧畢業后考入老家的縣委辦公室工作，有時候到吃中午飯的時間才發現上午連水都沒喝一口，晚上和周末加班也是家常便飯。她還記得第一次跟親朋好友說自己很忙時，惹來他們透著不相信的陣陣笑聲。

“白加黑”“5+2”的工作方式無疑在透支著年輕人的健康，加速消耗他們的青春。《中國家庭健康大數據報告(2017)》顯示，與2013年數據相比，2017年一線城市白領中高血壓患者平均年齡下降了約0.8歲。白領階層健康狀況因為不良的生活習慣，出現越來越多的高血壓、糖尿病等傳統意義上的老年病。年輕群體普遍的“亞健康”狀態呈現進一步惡化趨勢。

李杰也開始為身體狀況擔憂。沒時間健身，他腹部的贅肉漸增，洗澡時脫落的頭發經常能把地漏給堵了。母親為他犯愁，“怎么看起來老了十幾歲，還能找到女朋友嗎?”

節約成本，企業最拿手的就是讓員工加班

職場新人劉軍去年剛入職深圳一家電子商務公司，沒想到因為按點下班被領導“上了一課”。每晚6點，做完手頭的工作他便離開公司。第二周上班時，他被部門領導叫去質問：“你的任務量不夠多嗎?要不幫忙分擔點項目?”

經歷了這次教訓，劉軍深刻地感受到了互聯網企業的“加班文化”，之后就算沒事干，他也不敢準時離開公司。

“我們拼的哪是技術?是體力!”在李杰看來，公司為節省成本，給員工分配了不合理的任務量。

平時他們小組有十來個工人，兩個管理人員。但因臨近春節，招人難度變大，趕項目時只剩5個工人和他一個管理人員。同組師傅因病請假，李杰又要多擔起一個人的活兒。

增長的工作量與縮減的任務期限及人數成反比，他們只得“被自愿”地犧牲休息時間來填補差距。

為鼓勵員工，企業給積極工作者設置獎勵，領導的推薦是主要評選標準。“這是每個新人的必經之路，以后就會輕松了!”領導時常會給他“打雞血”。

李杰和同齡人的微信朋友圈，常會被《年輕人，你憑什么不加班?》這樣的自媒體文章刷屏。寫手們堂而皇之地宣揚：“年輕人如果選擇不加班，那下班后的時間去干嗎呢?”“吃再多的飯，也吃不出年入百萬;唱再多的歌，也唱不出一個美好未來。”“只有自我壓榨，才有可能撕裂般成長，不加班的青春，你說有什么意思!”

科技媒體36氪做過一份關于加班的調查，收到的1148份回復大多來自創業公司，調查結論是，在尋求“狼性”和快速增長的創業領域，加班就是一個默認法則，幾乎沒有哪個創業公司敢說自己不加班。

曾對中國加班文化進行研究的重慶大學教授梁平撰文指出，中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舊的社會規范快速失去作用，新的社會規范又還沒來得及建立起來， 尚難發揮應有的作用。從節約成本的角度出發，企業最拿手的就是讓員工加班。而許多企業都注重企業的發展和市場占有份額，對員工的身心健康關心不夠。因此，他們鼓勵員工加班，并把加班當作企業文化，用以體現員工的奉獻精神。

加班文化并非我國獨有，在日本、韓國、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也存在。江蘇省委黨校副教授張功杭指出，日本企業中之所以存在普遍的長時間加班現象，原因在于日本企業將工人加班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產品競爭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企業為了使產品打入世界市場，在產品質量與技術水平無法與歐美國家競爭的情況下，依靠的就是工人的長時間加班。這種管理方式一旦形成，就成為日本企業的傳統，即使內外部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但長時間加班的現象卻幾乎沒有改變。

延長勞動時間的那種外延式再生產難以為繼

我國《勞動法》明文規定，用人單位由于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后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1個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個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36個小時。

工作時間遠超法定加班時間，一周無休的李杰沒有加班費，但比起維護權益，他覺得保住薪酬和飯碗更重要。

“在巨大的就業壓力下，在崗職工危機感很強”，梁平教授認為，大多數職工不愿意因為一些超時加班或加班費而與公司據理力爭，最后丟掉飯碗，或者讓單位領導穿小鞋，因此在無休止加班的情況下，他們通常選擇忍氣吞聲、逆來順受。

另一方面，法律對“過勞死”的認定存在困難。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才視同為工傷。但現實中多數“過勞死”因長時間過度勞累所致，其損害結果未必都發生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

在廣西志明律師事務所羅士峰律師看來，任何法律的制定并不能涵蓋所有社會問題，總會存在滯后性，總要在施行的過程中發現問題，才能及時地進行修正。要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除了國家應當加快有關勞動問題的立法進程，進一步規范用人單位的用工制度，勞動者加強自我保護意識，合理安排作息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羅士峰建議，如遇到超過勞動法規定的工作時長的情形，不能采取消極暴力的行為來抵觸，而是應當先取得工會的支持，通過工會與用人單位交涉，沒有工會組織的也可自行與單位協商，協商不成的可以向勞動管理部門申訴，也可以提起勞動仲裁，要求用人單位停止侵權并賠償或補償。如在超時加班工作期間出現傷亡事故的，還可以依據相關的法律追究用人單位的法律責任。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主任呂國泉一直在關注員工過勞死的問題，他認為，“互聯網+”時代，一些單位沒有工作時間限制，恨不得24個小時開工，這和讓勞動者體面勞動、舒心工作、全面發展是不吻合的。延長勞動時間的那種外延式的再生產，是難以為繼的。他呼吁，要在行業層面科學制定勞動定額。產業工會與行業協會要加強對產業、行業勞動定額、勞動標準的研究與制定，為企業制定合理規范的工時提供依據和指引。在企業層面要建立健全工時協商機制。同時，政府應加強對企業執行工時規定等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