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不易,小康更難;喜結良緣,毀于一旦。”

這是一段民間順口溜,卻反映了農村“天價彩禮”已成為一些貧困地區脫貧奔小康路上的“攔路虎”。與此同時,鬧婚惡俗也是人人喊打,但又無可奈何。

社會各界對“天價彩禮”、惡俗婚鬧等問題關注已久,卻難覓解決良策。按照傳統觀念,給彩禮、鬧婚等既是風俗習慣,也是家庭事務。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至少從表面上看,彩禮再高、鬧婚再惡劣也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外人似乎很難介入。

可是,事情真的如此嗎?

一些地方彩禮數額飛漲

在有些地方,天價彩禮層出不窮,而且經常成為好事變壞事的導火索。

2017年春節,對于家住河南省安陽市湯陰縣付道鎮的陳老漢來說,本應是他們全家最幸福的歡聚時刻,結果卻過得冷冷清清。就在那年,陳老漢的兒子陳冰濤結婚,這本來是一樁喜事,但就在新婚之夜,陳冰濤卻用錘子殺死了自己的新婚妻子。

陳老漢是個憨厚老實的莊稼漢,他所在的村莊地處豫北平原。兒子陳冰濤相貌堂堂,但由于家里條件困難,“沒房沒車,條件不硬氣”,相了多次親最終都無果。

為了兒子的婚事,陳老漢在親友的幫助下,給兒子在湯陰縣城買了一套房,首付16萬元,貸款近20萬元。

有房之后,在給一名鄉村媒人充話費、送煙及請吃飯后,李曉曉被介紹給了陳冰濤。

“當時女方家里提出的彩禮是11萬元,確實太高了些,但是考慮到孩子年齡確實不小了,萬一一直娶不上咋辦?我們也只能認了。”陳冰濤的親屬說,在初次見面后的一周里,他們四處籌借到了11萬元。

隨后,當著媒人的面,陳冰濤家人給了女方1萬元現金,其余的10萬元用銀行轉賬的方式打進女方的銀行卡內。就這樣,婚事算是定了下來。之后,就是兩家走動、發紅包、買禮品、置辦衣服化妝品等,連同辦婚禮喜宴等,短短兩三個月時間,陳家一共花去了18萬元。

為給兒子娶親,陳老漢不僅耗盡家財,還背上了數十萬元債務。可誰會想到,在洞房花燭之夜,一場激烈的爭吵后,新郎竟然用錘子砸向新娘的頭部致其喪命,給兩個家庭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痛。

事后了解到,雙方爭執的竟是已支付的11萬元彩禮。

其實,對不少地區的農村適齡男青年來說,越來越高的彩禮正成為他們沉重的負擔。“兒子娶媳婦,爹娘脫層皮”,動輒幾十萬元的彩禮給本應喜慶的婚事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

現在,彩禮在整個婚姻支出中占有很大比例。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曾對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彩禮變化進行過梳理:上世紀70年代到上世紀80年代,結婚對大部分農村家庭來說算不上是負擔。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費開始上漲,數額相當于一個農村勞動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說,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需要勞動三四年才能結得起婚。

從2000年開始,婚姻消費可謂飛漲,彩禮數額幾乎需要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勞作4年至7年才負擔得起。如果考慮建房等硬性條件的消費支出,那么意味著一個勞動力需要勞作11年至16年才負擔得起。“這還是幾年前的推算,如果放到現在,大概得要20年才付得起。”劉燕舞說。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的業內人士認為,在現代婚姻中,彩禮仍然是所有婚俗環節中無比重要的一環,因此,其存在本身并不需要被非議。

“可是,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彩禮的核心應該在‘禮’,而現在卻越來越異化成赤裸裸的‘錢’以及可以折算成‘錢’的具體的物。”劉燕舞說。

根據劉燕舞的調查,2000年以后,彩禮問題逐漸失控,越窮的地方,彩禮的絕對金額與收入水平之間的絕對比越高。各地方還衍生出一些“彩禮法則”。

“例如‘萬紫千紅一片綠’,‘萬紫’也就是一萬張5元紙幣的總值,‘千紅’則是一千張100元紙幣的總值。‘萬紫千紅’是可以確定的,對于老百姓來說,最惱火的是那‘一片綠’,有的地方約定這個‘綠’至少不能少于1張50元人民幣,但不少地方對‘片’的理解不同,是一大片還是一小片是‘隨意’的。”劉燕舞對記者說,可是,誰敢“隨意”?誰家姑娘是可以“隨意”的?于是,男方就只好鉚足勁讓這個“片”更大,“還有諸如‘一動不動’,也就是汽車、房子,這些最后都要折算成具體的錢”。

婚禮惡俗化現象堪憂

除了天價彩禮,婚俗惡俗化、庸俗化問題也一直備受詬病。

2017年10月,國內一家門戶新聞網站對近五年發生在各地的鬧婚新聞事件分析后發現,最常出現的鬧婚方式為“被綁”,多在其他項目開始前實施,免得新郎、伴郎溜之大吉;其次為“被辱打”“被扮丑”“被游街”等。

在被統計的新聞事件中,“受害者”多數為新郎,其次為伴郎或伴娘,最后是新娘與雙方父母。

事實上,許多人都對類似的鬧婚行為感到不滿。早在2014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就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手機騰訊網對21155人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79.2%的受訪者曾經歷過“鬧洞房”,60.9%的受訪者直言并不喜歡“鬧洞房”婚俗。

鬧婚風氣之熾,也令許多年輕人心生畏懼。記者粗略檢索發現,“鬧伴娘”是網絡提問的重點領域。很多人發帖提問:“某某地方結婚鬧伴娘嗎?鬧得嚴重不嚴重”“下周要去某地當伴娘,心里好緊張”。有的人舉辦婚禮臨時招聘伴娘,開出的條件之一便是“文明結婚,不鬧伴娘”。

北京律師徐瑩認為,“鬧婚”變“鬧劇”,反映出一些地方的群眾法治意識淡薄。在婚姻自由、戀愛自由的當今社會,鬧婚行為不僅無助于婚姻關系,還可能因為鬧得太大太過,給新人和雙方親友帶來不愉快。尤其是在一些惡性鬧婚事件中,鬧婚者的行為已經遠遠超出“陳規陋俗”的范疇,有違法犯罪之嫌。

2017年6月,一段“疑似鬧婚伴娘被襲胸猥褻”的視頻在網上傳播,引發網民和警方關注。隨后,西安警方通報稱,視頻中涉嫌猥褻的兩名男子已被警方查獲。

“在互聯網如此發達的今天,很多惡俗的鬧婚視頻借助社交網絡大肆傳播,給受害人帶來二次傷害。”徐瑩說。

在劉燕舞看來,不少地方婚禮的惡俗化和庸俗化現象堪憂。

所謂婚俗的惡俗化,是指公然、公開地在婚禮過程中開亂倫禁忌的玩笑。劉燕舞向記者舉例說,在調查中,他發現有些地方存在“灰公醋婆”游戲,就是讓公公迎接或背著兒媳,并讓公公胸前吊一個胡蘿卜和掛一把扒灰的掃把,還掛著寫有“今天我值班”的紅條幅,而讓婆婆胸前掛兩瓶醋并寫上“今天我吃醋”的紅條幅,“這就是一種惡俗”。

所謂婚俗的庸俗化,則是指突破平時的風俗底線,為了取樂,肆意打扮和丑化新人特別是新郎甚至因此而引發血案的現象。

“有些地方讓新郎光著身子斜穿女性內衣和內褲,用墨水或油漆涂花身體,打扮成小丑;還有些地方甚至對新郎‘大刑伺候’,五花大綁游街示眾等。”劉燕舞說,他們在調查中就曾耳聞過這樣的事情,因為用汽油洗油漆而引發燃燒導致新郎大面積燒傷,也耳聞過因為五花大綁抬著扔進水塘而剛好水塘中的木樁頂在新郎脊椎骨上導致其終身癱瘓。

除此之外,劉燕舞向記者介紹說,婚俗的過度市場化現象也令人擔憂。

“過度市場化,是指與婚禮舉辦相關的一系列非理性婚姻消費行為,比如樂隊、戲臺班子、橫幅、拱門、車隊等。如果說是適度的市場化,這些項目的消費維持在較少的數量內是可以理解的,但明顯超出一定的數量就是非理性的過度市場化。”劉燕舞舉例說,例如,拱門搞上十幾個從村口沿路隔一段距離就擺一個,車隊搞數十輛并且刻意給每輛車上標記從1到10到N的序號,看上去不像是為了喜慶,而更像是為了炫耀而招搖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