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與民意互動，決不是要減弱司法裁判的獨立性，司法固然不必刻意苛求與民意保持一致，但偏離民意很遠的司法裁判也要謹慎為之。

近日，“2018年度法治人物”揭曉，其中包括辦理“8·27昆山反殺案”的蘇州檢察官王勇。他也是全國檢察系統唯一入選的檢察官。

今年夏天，“8·27昆山反殺案”引發輿論熱議，王勇率領團隊依法主動介入引導偵查，向民眾清楚闡釋“什么是正當防衛”，這起案件成為一堂司法與民意良性互動的法治公開課。

隨著依法治國的理念日漸深入人心，民眾的權利意識也在不斷增強，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通過網絡或是其他的自媒體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而這在司法審判過程中就表現為民意與審判結果相互影響的雙向關系。

盡管民意多元化，但各種各樣的意見有可能匯集成傾向性的觀點，經由媒體和網絡發酵，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潮流，難免會對案件的審判產生一定影響。輿論總是比司法跑得快，因為司法必須經過嚴格的程序，才能水到渠成，但輿論尤其是大眾化的網絡話語沒有程序的約束，且感性居多，它們的先天優勢就可能對尚在審判中的案件處理構成無形壓力。

但一旦案件的審判結果與突出的民意不一致，也可能會出現民意與司法審判的對立關系。此時，司法審判如何回應民意，就需要司法者以精湛的法律技藝，釋法說理，把民眾的理解與司法裁判的“誤差”盡力縮減到最小，從而增強司法的公信力，促進司法的公平正義。

造成民意與司法審判不統一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職業化的法官和大多數民眾在對待案件時，思維方式是不同的。法官的出發點著重關注案件的法律真實，關注案件的程序正義，而普通民眾更關注案件的實體結論，而且帶有更多的非理性成分。

比如，民眾看到一起案件，更容易憑借樸素的正義觀和法律意識來判斷案件該定什么罪，而法官考慮的則是罪刑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包括獲取證據的程序是否合法等程序問題。

如何調和司法與民眾意見之間的矛盾，一直是司法機關所面臨的難題。但實際上，檢察官、法官也是公眾的一員，他們與公眾之間存在共同的思想觀念基礎，樸素的正義觀也是法官、檢察官處理案件的基本因素。因此，大多數民眾的基本觀念與司法的專業精神在本質上不會是對立的。

“昆山反殺案”無疑是檢察官、法官與公眾觀念一致的一次具體體現。考慮到這起案件非常貼近公眾生活，容易激起公眾共鳴，司法機關在依法裁判的同時，對案件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從案件發生的過程事實，到正當防衛的法律規定應該怎么理解，使得案件的處理一開始就在公開的討論中進行，很好地實現了司法與民意的互動，故而產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由此來看，王勇檢察官獲得“2018年度法治人物”，也就順理成章。

當然，司法裁判與民意互動，決不是要減弱司法裁判的獨立性，司法固然不必刻意苛求與民意保持一致，但偏離民意很遠的司法裁判也要謹慎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