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雙循環作為“十四五”規劃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深化，兩者一脈相承。雙循環要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仍需深入解決的重點難題。

第一，當前一些重大結構性問題需要通過供需雙向發力來解決。“十三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當前來看，“去庫存”“去產能”等問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補短板”任重道遠，尤其是在現代產業體系中補核心技術短板、補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環節短板;去國有企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杠桿仍有大量存量工作要做;降低民營企業成本，尤其是為中小企業成本紓困還在進行時。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環境看，提得較多的是“三期疊加”“四降一升”等，不少問題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留下來的結構性問題都是難啃的骨頭，“十四五”期間著力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供給方改革，還需要供需兩方發力。

第二，改善供給和擴大內需的辯證關系是客觀存在的，改善供給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支撐。內需的影響因素無疑是復雜的，除了收入水平、貧富差距等原因之外，供給方的技術性和制度性制約是重要因素。在高技術產品和品牌消費品領域，國內的供給體系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還不相適應;在教育、醫療等方面，要通過進一步對內開放、擴大競爭提高服務品質來回應廣大群眾的呼聲;此外，在航空飛行、無人駕駛、文化娛樂等新技術、新模式等方面還可以通過放松管制來激發潛在消費。

因此，“十四五”時期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政策推進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需求體系的升級。要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二是供給體系要不斷優化。關鍵是以科技和產業創新為核心，構建自主可控的產業現代體系。三是整體的制度體系要服務于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實體經濟。比如，近幾年講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說明實體經濟是第一性的，金融是從屬性質的。構建一個活躍的、具備長期賺錢效應的資本市場固然是基礎性的制度安排，但通過資本市場發展創新企業才是管理層的根本目的。再如，長三角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要通過一體化發展，讓長三角這個我國經濟科技較有實力的地區承擔參與國際競爭的重任。

產業循環的暢通是構建雙循環格局的核心。正如全會公報指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

產業循環暢通的第一個要義是若干重要產業和環節在全球掌握領先位置。分析美國資本市場上市值排名前二十大的上市公司，主要是以下幾類產業：第一是互聯網和數字經濟，包括蘋果、亞馬遜、谷歌、微軟等。第二是品牌和消費服務，包括醫藥醫療和食品類，強生、寶潔、沃爾瑪等。第三是高端基礎工業，主要是材料、裝備、工業軟件等，包括半導體。日本參與國內國際市場的優勢產業則有所不同，不包括互聯網等數字產業，主要集中在高端工業中間品和裝備，包括材料、汽車及其零部件，以及品牌消費服務，包括生物醫藥、食品、零售。

在產業微觀層面上，美日大多數產業都沒有形成國內閉環。比如，大量進口中國組裝類的機電產品、原材料以及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但是這些產品都是可替代的。它們通過在本國生產數字產品、基礎工業品和品牌消費品軟件，實現在產業內外循環中占據高點、結點位置。

產業循環暢通的第二個要義是關鍵產業要平衡好國際國內市場的關系。美國的互聯網企業中，微軟的利潤國內市場占45%、國際市場占55%;谷歌國內市場占46%、歐洲非洲中東市場占31%。日本因為國內市場相對較小，但專注發展高附加值行業的零部件、材料、高端設備并出口，爭做隱形冠軍，產品競爭力強、可替代性弱，并且以海外直接投資作為主要收益來源，形成與美國這樣超大市場經濟體不同的路徑。在產業發展中相對合理的處理好國內國際市場的關系，與一個國家國內市場開放程度、競爭政策、要素稟賦等多種因素相關。

所以，產業循環暢通絕不是完全形成產業閉環，而是體現在產業控制力、競爭力、市場安全度等方面。過去中國經濟國內國際市場相對失衡，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消費戰略總體不盡如人意，核心還是產業和產品附加值較低的原因。當核心的科技和中間產品高度依賴國外的時候，中國產品在全球價值鏈分配自然較低;當組裝型產品高度依賴設備的時候，勞動者獲得的利潤份額自然就低。那么，國內勞動者的消費自然就發展不起來，企業通過貿易獲得的盈余自然就投資于進口設備和房地產，地方政府就投資于基礎設施。這種循環結果是內生于關鍵要素和市場“雙依賴”下的自然選擇。當前，我們要遵循五中全會精神，緊扣“科技創新”和“現代產業體系建設”優化制度安排，在基礎工業、品牌消費、數字經濟這三個國際競爭的重大領域逐漸突破，不斷促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