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周，因為要補繳35%的稅，我熟悉的一家影視宣傳公司倒閉了!”8月1日，距離崔永元爆出“陰陽合同”已過去兩個月了，但娛樂圈的稅務地震才剛剛開始。

一位來自知名影視避稅區江蘇無錫，從事影視宣傳工作多年的大樹，講起最近的見聞與感受，語氣充滿了震驚，他將此次圈里有公司因補稅而倒閉的現象定義為“娛樂圈重稅的開始”。

除了大樹以外，在影視編劇、導演等行業內人看來，稅務局這次是下了決心要整治影視產業鏈，嚴肅而凌厲，可能因為一張假票而帶出很多宣傳公司被查。“稅務”嚴查的邊界，已遠遠超過明星片酬。

在此“查稅”背景下，最初的輿論漩渦中心范冰冰，幾日前已網傳被限制出境。小娛注意到，范冰冰的微博，以及小紅書賬號已經兩個多月多沒更新了。傳聞還在發酵，但范冰冰方卻一直沒有出面否認。

似乎所有人都在等著看一場大戲。娛樂資本論獲悉，對于影視圈“稅務”問題的嚴查，個人工作室首當其沖。“最郁悶的是現在連工作室注銷通道都關了，撤都撤不了。”

圈內的各影視公司已經是“兵臨城下”。

有制片人調侃道，上海松江區關閉了個人工作室注銷通道，頗有種“關門打狗”的意思。此外，據業內人士透露，多地都不再開放新工作室注冊，影視個人工作室可能要成為歷史了。

“查稅”風聲愈緊，而代價又大多都轉移到了出品方頭上，干不干?影視“重稅下”，各方面臨全新博弈，多出來的稅又該誰來交?

一張假票補稅百萬，某影視宣傳公司倒閉

事情的起因是一張假票。

大樹向小娛講述，在影視圈里，藝人經紀公司、視頻網站甚至電視臺，為了垂直滲透影響力，會把藝人或某個劇綜的宣傳工作，外包給第三方宣傳公司，而這些宣傳公司往往掌握著各大社交網站中各領域的大V渠道。

壞就壞在第三方外包公司這里。由于宣傳公司和這些大V交付款有時候是私對私的(微信、支付寶轉賬)方式，沒有一個公對公的賬號，因此不能開票，在財務上就缺少了真實的“進項發票”一項。

“進項發票”有多重要?

對于以代購服務為主的宣傳公司來說，因為是自己先墊資，最后買單的是甲方，“進項發票”額則是公司向甲方報賬的依據，同時也體現著這家公司的收入和成本，對應著應納稅額。

“現在新媒體宣傳，賬號大多是個體戶，公司拿什么給甲方列支出明細?只能買票啊!”大樹對小娛吐露，“進項發票”是整個宣傳行業最大的痛點。“當然這些發票渠道雖然不正規，但本身可能是真的，可以拿到稅務局大廳認證，進行稅款抵扣。”

“只要稅務局盯上進項發票這一項，很多宣傳公司就完了。”大樹透露，他見聞的這家倒閉的宣傳公司，就是因為被查到了一張假的“進項發票”，與真實的開支對不上，從而公司所有的項目都被稅務局徹查了一番。

“稅務局首先會要求你補上假票票面對應的稅費，其次還會讓你按被查項目對應的銷售收入，交25%的企業所得稅，再加上附加稅和罰款，最后總計是35%的綜合稅費。”

娛樂資本論了解到，正常情況下，企業所交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為收入減去成本，可以理解為在利潤區間征稅，一般情況為企業利潤的25%。而此次如果因為買假票而被查到，則要按照總收入35%的征收。(注意哦，是項目總收入的35%，不止是假票金額。)

以企業利潤率10%來計算，正常1000萬的收入，對應的應納稅額為100萬，稅費為25萬;而如果被查到作假，極端情況下，企業此前沒有進行過進項抵扣，那么它將面臨350萬的稅費補交，二者相差300多萬!

“任何一個項目被發現有問題，追究起來，公司都會受不了的。”據大樹了解，很多影視宣傳公司都傳出來被查的消息。“稅務局會根據一張假票，查到所有涉案公司，包括開票的、買票的、收票的。現在是我聽說倒閉的第一家，速度非常快，接下來肯定還會有。”

小娛查詢《公司法》相關條文，發現在公司破產清算時，補交國家稅收的排序僅在職工工資、社會保險和法定補償金之后，優先于償還其他公司債務和股東分配剩余財產。

這即意味著，在輕資產的影視傳媒圈，一些公司在巨額補稅和罰款后，可能面臨資不抵債宣告破產的情況，那么市場上債權人的處境則變得十分危險。

“無論如何，幾百萬稅費肯定是補齊了，補不齊的話，相關負責人是要坐牢的!”大樹向小娛講述時心有余悸，“現在查稅對影視行業真是天大的事。”

小娛了解到，我國《刑法》對于企業逃稅采用“雙罰制”，既處罰單位又處罰單位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2016年，伊春市某煤炭銷售公司，因逃稅583萬，相關責任人未及時補交稅款，而被判入獄1年8個月。

個人工作室被“關門打狗” ，稅率最高翻14倍!

本周一，影視圈里的聊天群流傳著“全國演員工作室，納稅改為查賬征收，個稅統一征收35%。”而到了周二，傳聞已經變成了：凡是帶有“影視”二字的工作室，都要征收35%的個稅。

一些準備新開的編劇工作室，現在連文化、娛樂都不敢沾。一位編劇朋友對小娛說道。

謠言還是預言?

娛樂資本論并未搜索到相關政策條文;撥打了國家稅務總局電話，得到的回應為并沒有相關通知;再撥打霍爾果斯、上海松江、江蘇無錫、浙江東陽等著名“避稅區”的稅務和工商電話，大部分均無人接聽，少數接通的也表示未接到通知。

“這屬于行政指令，還沒有公開信息，這是我國各執行部門的一貫做法，我的工作室已經接到通知了。”著名編劇大飛(匿名)向小娛表示。

周二的下午，小娛又陸續接到了其他兩位編劇的“泄密”，他們分別接到了上海松江區和浙江東陽稅務局的通知，即工作室需補交2018年1月至6月的稅費，按42%的綜合稅率交。

42%的稅率與原先的稅率比，差別有多大?

小娛了解到，個人工作室相當于個人賬號，錢款打到工作室賬號上，也即意味著打到了個人賬號上，交稅即按個人所得稅交。相比于公司形式，個人工作室少了一道公司錢款流向個人的通道，也即少了一層交稅。影視文化領域，不僅明星工作室遍地，編劇工作室也很常見。

此前，個人工作室征稅方式有核定征稅和查賬征稅兩種。

核定征稅，即當地稅務部門按照工作室申報的收入情況，給出一個核定稅額或稅率，在此基礎上按照個稅的5%-35%來征收，考慮附加稅，以及當地返稅點，最后的綜合稅率為個人工作室收入的3%-7%左右;查賬征收一般為會計制度健全的公司所采用，即收入減去成本，在利潤區間按照個稅稅率征收。

對比核定征收與查賬征收的特點，在企業利潤率不達核定稅率時，采用查賬征收會更劃算，而當企業沒有利潤的時候，也就不產生稅費;企業利潤率超過核定稅率時，采用核定征收會比較劃算。

當然，選擇哪一種更劃算的征收方式，對于工作室而言，此前是有自主選擇登記權的。

“根據我接到的通知，從2018年1月1日起，作為一般納稅人的工作室個人所得稅取消核定征收，全部改成查賬征收。如果按查賬征收，其中6%是增值稅，35%是個稅，再加上其它附加稅，總體稅率大概在收入的42%左右。”大飛向小娛分析到。

此處的一般納稅人為12個月連續收入累計超500萬的工作室，不足500萬的為小規模納稅人。

“編劇是腦力勞動創造者，成本無法量化，可以理解為工作室的收入就是工作室的利潤。”小娛獲知，對于累計收入超500萬的一般納稅人工作室來說，把核定征收改為查賬征收，也就意味著工作室稅率可能從收入的3%躍升至42%，翻了14倍!

稅率突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兩家來自不同地區的工作室負責人都表示都接到了補稅通知，即按查賬方式，補交今年1-6月份的稅款，這也意味著新政策的新老“不”劃斷。

另外，據大飛透露，根據他接到的通知，現在一旦小規模納稅人變更為一般納稅人，就無法再變回去。“所以，千萬不要成為一般納稅人，控制自己連續12個月的收入!”大飛解釋，連續12個月，是任意連續12個月，比如2017年的1月-12月，是連續12個月，2017年的2月-2018年1月，也是連續的12個月。

是否真的無法變更回去?

娛樂資本論查詢到，稅務總局在4月份發布“統一小規模納稅人標準通知”，從2018年5月1日起至12月31日，一般納稅人可根據自身情況，即連續收入不足500萬，可選擇轉登記為小規模納稅人。而實踐中，營改增納稅人不具備轉登記資格，營改增納稅人判斷口徑，由當地稅務部門決定。

廣播影視行業在2013年被納入營改增試點，這即意味著大部分2013年以前成立的個人工作室無法由一般納稅人，轉登記為小規模納稅人，這些工作室將承擔著巨大的稅率落差。

“好像是專門限制了影視行業。”小娛獲知，大飛旗下共兩家個人工作室，一家于2011年在上海成立，一家于2014年在浙江東陽成立，現在這兩家工作室都接到了不能變更的通知。

“最郁悶的是連注銷通道都關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制片人對小娛表示，“那么高的稅率，工作室現在想撤都撤不了，上海松江區關閉了個人工作室注銷通道，頗有種關門打狗的意思。此外，很多地方都不再開放新工作室注冊了，影視個人工作室可能要成為歷史了。”

影視“重稅”新博弈：誰來交稅?

“編劇和明星一樣，都是拿稅后款的你知道吧?現在的情況是，有作品著作權的編劇，和無著作權的個人編劇，境遇會大不同!”大飛說到。

小娛了解到，當一個編劇原創一部作品，即擁有著作權，那么他讓渡全部或部分著作權給甲方，所獲報酬是按稿酬計的，適用的是20%的比例稅率，按規定對應納稅額還減征30%，所以實際稅率是14%。而如果是甲方原創的作品，編劇只是被聘用或委托改編，那么他所獲的報酬，按勞務報酬交稅，2萬以下為20%，2萬-5萬為30%，5萬以上為40%。

“以前不管拿多少錢，編劇都拿稅后款，稅費由甲方承擔。因為之前稅務局沒有嚴查，甲方最后到底有沒有如實交，也沒人追究。現在查稅那么嚴，誰也不敢少報、不報。”大飛向小娛分析，查稅對編劇的影響，甚至要大過工作室，尤其是沒有著作權的高片酬編劇，在簽個人合同的時候，扣除20%的定率減除，最高要交40%的稅，即總片酬的32%。

“一集10萬、20萬的大編劇，最后收入上千萬，但交稅就300多萬，這部分你猜甲方會不會為你承擔?”大飛補充到，“所以個人編劇在和甲方簽約的時候，最好都到當地稅務機構確認一下納稅事項，稿酬跟勞務所得，有巨大差異。”

當然，面對如此巨額的財富，甲乙雙方在簽約時，將面臨新的博弈：誰來交稅?

“這是最考驗人的事!如果雙方默許某一方不交稅，萬一查到，誰去頂鍋?”大飛指出了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稅務糾紛問題核心。

我國逃稅罪對主體責任人的界定包括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如果甲乙雙人簽訂的是稅后合同，那么甲方就是扣繳義務人，乙方為納稅人，甲方如果沒交稅，乙方有連帶責任;如果簽的稅前合同，納稅人與扣交義務人都是乙方，甲方即可抽身。

但現實情況是，甲方在跟大明星、大編劇“對峙”的情況下，并沒有主動權，影視圈的邏輯是誰紅誰有理。小娛了解到，目前“查稅”風聲愈緊，但代價大多都轉移到了出品方頭上。

簽影視合同一般分兩種，一個是片方跟工作室簽，另一個就是片方跟個人簽。“跟工作室簽約，多是含稅價格，現在工作室的稅率高漲，他們實際收入變少，已經傳出要漲價了!”制片人趙龍介紹，“還有就是片方跟明星或編劇本人簽的，這部分就是稅后價格，甲方還是一如既往的交稅。”

“跟明星簽稅后合同是影視圈長期以來的慣性，不可能一夜之間就變了。”一位資深娛樂媒體人分析。

“不過大明星的價格現在可以往下談一些了，幅度不大，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一位影視上市公司的高層此前在媒體討論會上表示。其中的邏輯在于，原來公司可以打各種擦邊球避稅，現在都走不通了，而這將顯而易見的增加公司稅負成本，因此便有了一些談判空間。

“大明星、大編劇影響有限，畢竟市場就認他們，片方還跟以前一樣交稅。小明星、小編劇影響也不大，本來拿的就不多，一集幾千塊到幾萬塊，稅也不多。”一位資深制片人指出，“影響較大的，還是腰部那些明星和編劇，沒有強勢的話語權，本來可談判的空間就大，片方可能會壓價。”

不過按照娛樂資本論的了解，還有很多的“圈內”人，在風暴中還處于觀望狀態，因為手中的項目合同是早簽好的，至于有沒有問題，要不要補交稅費，還得看官方態度。對于稅負轉嫁的問題，還來不及討論。

“現在關于征稅方式和稅率變動，都只是行政命令，可能隨時發生變化。影視行業的稅確實是該交的，畢竟其他行業都在交稅，但國內文化產業很弱，發展需要扶持。”大飛的語氣中充滿無奈，“如果把稅務優惠政策收回去，我們也不能說反對或怎么樣，只是這個產業確實會受到沖擊。”

“新政策的實施，一般都要先公布，然后再新老劃斷。工作室核定交稅的方式是稅務部門確定的，既然在原來的政策下是合法的，現在卻要被要求補交之前半年的，讓人難以理解。” 小強娛樂法創始人鄭小強律師表示，“但既然地方稅務局能下這樣的通知，說明國稅也是認可的或者是知情的，只能說我國法律法規政策，在執行層面，程序上欠缺合理性，這會對稅務部門的公信力產生挑戰。”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這些接收到補稅通知的工作室，在之前有12個月連續收入規模超500萬元了，卻沒轉登記為一般納稅人，或者已經是一般納稅人了，卻仍然采取核定征收。這有可能是地方稅務部門為吸引或留住工作室投資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嚴格執法;或者甚至有的還可能有利益輸送，這種情況下被通知補交，就怨不得別人了。”鄭小強補充到。

綜上，從廣電總局的內容監管，到證監會的資本監管，再到不斷發酵的稅務監管，中國娛樂產業正在經歷新一輪的“暴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