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因核心人員跳槽、是否涉及競業限制，以及高達數百萬元的補償金，兩大量化巨頭銳天投資和幻方量化對簿公堂，在金融圈引發關注。

近日，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了銳天投資與前核心員工楊某浩的勞動糾紛二審判決書，披露了大量的細節。

雙方產生矛盾的起因是年終獎，僅2019年，銳天投資給楊某浩發放了稅后約700萬元的年終獎。2020年，楊某浩認為自己幫助銳天投資創收超5億元，可以拿到稅前2200萬元年終獎，但銳天投資卻僅發放稅后250萬元，雙方由此產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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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除勞動合同后，楊某浩以銳天投資超過三個月未支付補償金為由解除競業限制約定。隨后，楊某浩加入量化巨頭幻方。最終，雙方圍繞是否違反競業限制的約定、違反不招攬的義務以及補償金，經歷了勞動仲裁、一審、二審，最終楊某浩獲賠300萬元解除勞動補償金以及45萬元競業限制補償金，共計345萬元。

勞動糾紛起因：“年終獎”

老牌量化巨頭銳天投資成立于2013年，是中國最早一批量化私募，一度是量化界的“四大天王”，2018年、2019年，曾以高頻量價交易獲得豐厚的超額收益，規模迅速突破百億大關。

2017年10月9日，楊某浩入職銳天投資，擔任量化研究員，并逐漸成長為公司高頻策略組的核心人物。在上訴中，楊某浩稱，自己入職銳天投資后，其本人及其所在的高頻策略組為銳天投資創造了高額利潤。僅2019年，銳天投資發放給楊某浩發的年終獎稅后約700萬元。

楊某浩認為，2020年是基金大年，楊某浩帶領團隊為銳天投資創收超過5億元，根據銳天投資向楊某浩承諾的年終獎按照創造收益的5%計算之比例，楊某浩2020年度的年終獎應為稅前2200萬元，但銳天投資卻僅發放稅后250萬元，雙方由此產生矛盾。

經協商，雙方解除勞動合同，簽署了銳天投資起草的《解除勞動合同協議書》。楊某浩還稱，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期間，銳天投資的離職員工多達40余人，多名高管因在獎金發放方面產生糾紛而離職。

不過，銳天投資卻認為，與楊某浩之間不存在按照創造收益的5%計算年終獎的約定，且銳天投資2020年業績較2019年明顯下滑。楊某浩稱2020年至2021年銳天投資與多名高管因獎金發生糾紛且不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并非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判決書中還提及了楊某浩在銳天投資的收入情況，楊某浩每月工資91667元，年薪更是高達500萬元。

銳天投資指出，楊某浩在職三年多，銳天投資通過不同主體共支付楊某浩1600多萬元，平均年薪500萬元左右。

案件焦點：是否違反競業限制約定

在高度競爭的量化行業，掌握策略“代碼”杰出人才是量化大廠的核心武器，為了保護公司的競爭力，防止被同行“挖角”，頭部量化均有競業限制約定，一般約定一年內不能在同行業從事投資工作，由公司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

早在2017年楊某浩入職，雙方就簽訂《競業限制協議》。2021年3月，雙方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簽訂的《解除勞動合同協議書》，其中載明，銳天投資向楊某浩一次性支付經濟補償金人民幣300萬元，約定平分三次發放。

根據協議，楊某浩的競業限制經濟補償的標準為每月91667元。2021年4月15日，銳天投資發放了2021年3月的競業限制補償金。但自2021年4月起，未再發放楊某浩競業限制經濟補償。楊某浩于2021年8月27日、9月7日，分別通過郵件、EMS發函，以銳天投資已超過三個月未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為由解除競業限制約定。

2021年9月22日，楊某浩入職寧波A有限公司，工作內容為從事量化策略研究工作，工作地點為上海，勞動報酬“以幻方量化聘用確認函或最新調整薪資為準”。A公司的實控人與幻方量化的實控人是同一人。

在加入幻方后，楊某浩開始著手通過法律途徑要求獲得銳天的競業限制補償金以及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300萬元。

2021年9月26日，楊某浩向上海市徐匯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銳天投資于2021年10月15日提出反申請。不過，雙方均不服裁決，先后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

銳天投資認為，楊某浩與銳天投資的競業限制協議并未解除，故楊某浩在2021年9月22日加入幻方量化旗下的A公司，從事與在銳天投資工作時完全相同的“量化策略研究”工作，根本違反了競業限制義務。加入競爭對手公司，主觀上存在明顯的惡意。因此，無論從銳天投資客觀損失，還是楊某浩主觀惡性上看，400萬元違約金的金額都是合適的，而且是很低的。

根據雙方簽署的相關協議，楊某浩從銳天投資離職后一年內，應每月向銳天投資提供履行競業限制義務的證明，否則銳天投資有理由認為楊某浩已經違反了保密及競業限制義務。

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三十八條的規定，因用人單位的原因導致三個月未支付經濟補償，勞動者可以請求解除競業限制約定。

二審法院認為，案件爭議焦點為：一、楊某浩未履行報告義務，是否構成違反競業限制義務，能否成為銳天投資不支付楊某浩競業限制補償金的充足依據；二、楊某浩就銳天投資2021年4月起未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之行為，可否享有法定競業限制解除權。

對此，二審法院認為，競業限制補償金系勞動者因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導致擇業自由權受限而由用人單位給予的經濟補償，而非勞動者向用人單位報告其離職后就業情況的對價。在未有證據證明楊某浩在爭議期間存在競業限制協議所約定之同業競爭行為的情況下，不支付競業限制經濟補償45萬元，于法無據。而楊某浩以銳天投資超過三個月未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為由解除競業限制約定，于法有據。

同時，鑒于銳天投資未有證據證明楊某浩在雙方競業限制協議解除前存在同業競爭行為，楊某浩入職A公司亦發生在競業限制協議解除之后，楊某浩主張無須支付銳天投資違反競業限制的違約金，確有依據，二審法院予以支持。

兩個下屬相繼離職，不當招攬？還有“偷拍”視頻

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案件中，還有另外一個爭議焦點，即楊某浩是否存在招攬行為，即挖公司的投研人才。

銳天投資認為，在其從事的投資管理領域，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之間的競爭尤為激烈。基金公司的管理業績都是公開的，投資人可以直觀地進行對比從而選擇管理業績好的基金公司作為投資對象。所以，基金公司之間的競爭，可以歸結為交易策略研發的比拼，誰的策略好、收益率高，投資人自然就會選擇誰。

“單是委托獵頭公司獵聘策略研發人才，銳天投資每年的資金成本就達到數百萬之巨，用于策略研發的數據服務、服務器、網絡等成本每年都逾千萬。所以，策略研發人才和研發的策略代碼，是銳天投資最核心的商業秘密，是在激烈競爭中賴以生存的基礎。研發人才的流失或策略代碼的外泄，對公司的損失不可估量，甚至是滅頂之災。”

銳天投資指出，楊某浩、譚某和苗某的《勞動合同》載明三人在銳天投資的任職部門一致，均為高頻策略研究部，楊某浩為部門負責人，譚某和苗某是其下屬，工作聯系密切。楊某浩離職日期為2021年3月5日，譚某離職日期為2021年3月26日，苗某離職日期為2021年4月2日，楊某浩離職在先，隨后，譚某和苗某也先后離職，離職日期十分接近，顯然譚某和苗某的離職和楊某浩密切相關。

銳天投資提供的視頻顯示，2021年4月份楊某浩和譚某在蒙自路757號歌斐中心辦公樓一起工作，進一步證明了譚某的離職是楊某浩導致的，楊某浩確實實施了招攬行為。

而這段視頻在楊某浩眼中則是被“偷拍”。

楊某浩表示，2021年4月期間，他的兒子于2021年3月出生，家中環境較為嘈雜，當時又在上哈佛大學的網絡課程，他有空時會去歌斐中心學習。期間，已離職的前同事譚某曾過來與他聊天、交流，但兩人不存在共同工作的情況，當時兩人都沒有工作。

自離職后，楊某浩多次感覺到被人跟蹤，2021年4月30日在銳天投資法定代表人徐某波辦公室里確認了此情況。徐某波給楊某浩看了偷拍的視頻和楊某浩的生活時間線記錄表（包括何時何地出現在何種場所、與何人見面等信息），還告訴楊某浩因其違反反招攬義務，所以不付補償金了。

對此，銳天投資辯稱，楊某浩所稱的銳天投資對其進行偷拍、法定代表人告知不會向其支付經濟補償金，亦非事實。

二審法院認為，就銳天投資所提供證據而言，既難以證明楊某浩實施了招攬行為，亦不能證明銳天投資所稱的楊某浩違約行為對其公司所造成損失。銳天投資要求楊某浩支付違反合同義務損害賠償金300萬元，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

最終，二審法院判決：

一、上海銳天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七日內支付楊某浩2021年4月1日至8月27日的競業限制經濟補償45萬元；

二、上海銳天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七日內支付楊某浩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300萬元；

三、楊某浩不支付上訴人上海銳天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違約金400萬元。

實習編輯:王宇 | 審校:李金雨 | 審核:李震 | 監制:萬軍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