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1年11月底，我國現有行政村已全面實現“村村通寬帶”，打通了廣大農村接入數字經濟時代的“信息大動脈”。而最新的數據是，截至今年7月底，全國建成開通5G基站196.8萬個，所有地級市城區、縣城城區和96%的鄉鎮鎮區實現5G網絡覆蓋。

(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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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博士研究生張瑞安最近把支教團兩個多月前對一個村莊的觀察，寫成了總結材料，這個他去過三回的偏遠村落，今年有了快遞點。

2019年暑假，張瑞安頭一回隨學院支教團來到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宜州區屏南鄉合寨村小學時，手機幾乎接收不到信號，為了一個驗證碼，他要跑到1.6公里外的大路上去等。到去年再來時，張瑞安的手機不僅信號滿格，還可以用小程序下單買菜。

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1月底，我國現有行政村已全面實現“村村通寬帶”，打通了廣大農村接入數字經濟時代的“信息大動脈”。而最新的數據是，截至今年7月底，全國建成開通5G基站196.8萬個，所有地級市城區、縣城城區和96%的鄉鎮鎮區實現5G網絡覆蓋。

隨著近年來通信設施的改善，網絡撐起了中國縣域數字經濟發展的起點。在《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中，著力發展鄉村數字經濟等內容位列其中，鄉村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提升工程、智慧農業建設工程、農村電商優化升級工程等七大工程成為重要抓手。

可以說，縣域數字經濟的培育之路還很漫長。而與此同時，一大批高校教師和學生走入鄉村，在田間地頭出謀劃策。在這些支教學生、幫扶老師的調研與觀察中，中國鄉村積極求變、縣域數字經濟謀發展的路徑正一點點清晰。

快遞進村

“有了好的基礎設施，就能解決一部分問題，而鄉村在數字能力建設方面主要靠借力，靠搭建一些農業大數據采集與應用平臺，帶動產業發展。”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大數據分析與應用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張平文曾帶領團隊提出數字生態指數，將數字基礎、數字能力和數字應用作為3個一級指標。在他看來，數字基礎是數字生態的根基，包括基礎設施、數據資源和政策環境。而快遞進村、電商進村正是具備數字基礎的表現，“快遞進村后，至少有助于一些農村解決假冒偽劣商品問題。”

國家郵政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快遞進村”比例提升近30個百分點，江浙滬等地基本實現“村村通快遞”。《2021全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水平評價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總體水平達37.9%，電商服務站行政村覆蓋率達到78.9%。但同時，2020年全國農業生產信息化水平為22.5%，全國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為22.1%，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占農產品銷售總額的13.8%。

相比于工業與服務業，我國農業數字化滲透率較低。中國信通院發布的《2021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顯示，2020年，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為8.9%、21.0%和40.7%。

從稅收角度對數字經濟百強城市的區位發展進行綜合分析的中國稅務學會理事、北京大數據協會財稅大數據專業委員會常務副會長焦瑞進，最近把分析結果寫進了《中國數字經濟稅收發展報告（2022）》藍皮書。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縣域經濟要充分利用大城市或都市圈的發達經濟基礎及交通、物流服務設施，發展有特色的縣域經濟。而解決農業數字化發展，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通過電商解決農產品銷售問題；二是以數字化手段智能控制生產方式。“第二個方面比第一個方面更重要，而且投入更大，更難以實現。”

張瑞安和支教團成員就曾在訪談當地村支書蘭鋒時得知發展數字化的“難度”。“村里也想發展電商，通過直播帶貨增收，但問題是‘貨’定在哪一個方向還不確定，還不知道要帶什么貨。”蘭鋒告訴支教團成員，2009年時村里就注冊了相關商標，但一直缺乏獨具特色的本土產品。

事實上，在張瑞安的三段支教記憶里，不是沒有游客到訪合寨村，這個村子有其吸引人的地方——1980年成立村民委員會，因其保存了相對最完整的記錄原件，被稱為“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有多年歷史的村規民約，到現在都在發揮作用。“村里過農歷三月三歌圩節的收支情況就公布在村里的墻上。”張瑞安說。

但其他特色景點的缺乏沒能讓游客停留。用蘭鋒的話來說，游客往往看完大樟樹、“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紀念館”就離開。

產業留人

相關產業沒能發展起來的背后是人才的流失。今年支教期間，張瑞安還碰到了一個4年前“教”過的學生。“如今她已經升入高中，走出屏南鄉上學，未來可能會像父輩一樣到更遠的地方工作。”在張瑞安的印象里，很少在村里看到年輕人，支教團在此駐足的8月，正是水稻種下第二茬的時候，“插秧的也基本是村里的老人”。

蘭鋒和支教團成員分析過村里發展現代化農業的“可能”——合寨村的土地不平整，成片規模化比較困難，加上人均土地面積少，發展現代化農業后剩余的勞動人口如何安排也是一大難題。“農業轉型如果能得到群眾支持肯定能更快開展，但目前沒有一個穩定的保障，風險較大。”

這也符合張平文的觀察，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就得讓他們看到實實在在的利好和保障，“光調動農民積極性還不夠，還得吸引人才、吸引能人回村”。

張平文所在的北京大學就在去年派了10位專家學者，到定點幫扶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彌渡縣擔任“名譽村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黨委書記馬化祥就是其中之一。

實際上，從2016年與彌渡縣德苴鄉定點結對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上百名師生就參與并見證了當地基礎設施完善、產業升級的過程。當地的德苴花魚洞提水工程就得益于幫扶學院的協調籌資，解決了德苴鄉近1萬村民和2萬畝耕地的生活生產用水問題。彭家莊水庫等水利項目更是解決了全縣飲用水資源短缺的問題。

今年7月，由馬化祥指導、十多名研究生同學組成的云南彌渡鄉村振興實踐團還帶回了關于當地現代農業、文旅產業等發展狀況的一手調研報告。在走訪了彌渡縣規模最大的三家農業企業后，實踐團成員發現，當地的光照、氣候條件等環境優勢在企業選址時發揮了很大作用，而政府部門在土地流轉等方面的支持也使得企業少了很多后顧之憂。

張平文就對彌渡縣寅街鎮永豐村某公司種植的櫻桃小番茄印象深刻，在引入智能種植系統后，該品種的番茄植株能得到精準的營養供給，以實現品質可控，從而在產量、價格上非常可觀。“高價值密度的農產品更適合運用數字化手段管理，因為在生產、銷售等環節都能產生效益。”該企業開創的檸黃蜜茄、葡萄番茄、串收番茄等新品種，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益，畝產價值40多萬元。

焦瑞進也分析說，農業生產數字化，不僅僅是提升效能，還有安全、質量、品種研發等方方面面的內容，要通過重組現代生產組織方式，“聚少成多，積小作大，分擔成本，整體受益”。

今年發布的《縣域數字鄉村指數研究報告》顯示，我國縣域鄉村經濟數字化整體水平較低，且呈現明顯的東西部差異。鄉村數字經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數字化生產指數、數字化供應鏈指數、數字化營銷指數方面。相較于2019年，2020年數字化生產指數增長120%，數字化供應鏈指數增長5.7%，數字化營銷指數增長12.3%。

無論是缺人才、缺產業的合寨村，還是已在數字化生產之路上探索的彌渡縣，縣域經濟里的具體實踐讓高校師生們注目。在定點幫扶的路上，“名譽村長”的名單仍在擴大，幫扶教師們還將出主意、想辦法、做實事。

如今，張瑞安仍想堅持參加學院每年暑假舉行的支教團實踐項目，他想繼續觀察合寨村的發展，發現更多當地的新變化，也希望能在促進“校村合作”產業項目上盡自己的一份力。但最讓他開心的還是，村里孩子給他發的消息陸續多了，都在喊他快點再來村里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