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太原5月17日電 (記者 胡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17日對外公布山西省交口縣劉家莊明代宋氏家族墓發掘資料，根據墓幢記載，墓主人宋倫、宋虎生前均擔任過鄉間“老人”一職，其職能與當今社會的“居委會”類似，這對研究明代“老人制度”提供了重要線索。

2020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牽頭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在交口縣水頭鎮劉家莊村搶救性發掘了兩座明代墓葬。墓葬均為石室墓，墓室后方墓幢有明確的紀年：“大明嘉靖三十四年”。

墓葬內出土瓷缸、符瓦、瓷盞、買地券等遺物，其中一座墓葬的墓室內發現3具人骨，經初步鑒定，中間人骨為男性，兩側為女性。

(資料圖片)

更為重要的發現，是兩座墓室后方的墓幢。墓幢由幢座、幢身和幢頂組成。兩座墓幢系宋氏家族成員為兩位墓主人所建，修墓時間明確記載為“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即1555年。幢身所載內容包括墓志銘、建墓記、家族成員及藏經等信息。

M1墓主人為宋倫。墓幢刻銘“顕考”即“顯考”，是對已故父親的美稱。墓幢載有佛教造像與藏經的內容，這些應是宋倫“所作功德善祿”的一部分，也可看出佛教思想影響著民間生活及喪葬事宜。M2墓主人為宋虎及其夫人梁氏、米氏、白氏。墓幢內容涉及到佛教藏經、立墓時間、修墓人、陰陽人、出字人等內容。

根據墓幢記載，墓主人宋倫、宋虎，兩人生前均擔任過鄉間“老人”一職。“老人”制度是明政府加強鄉里基層管理所采取的一項除糧長制、里甲制之外最有特點的措施之一。明代建國之初，各地都出現較多的民間糾紛和偷盜斗毆，由于沒能及時處理，以致“多因小怨，輒興獄訟，越訴于京”，不僅影響了農業生產和社會秩序，也給地方官府甚至京師帶來很大壓力。

《明史·食貨志》記載：“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戶為一里，推丁糧者十戶為長，馀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里設老人，選年高為眾所服者，導民善，平鄉里訴訟。”洪武二十二年八月乙卯，“詔天下府州縣各舉高年有德，識達時務，言貌相稱，年五十以上者一人”。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朱元璋又頒布《教民榜文》，其中進一步明確了老人的權責，“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由本里老人、里甲斷決。若系奸盜詐偽、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

《教民榜文》作為鄉村治理的法令，其指導思想主要是依靠鄉里精英——老人，來實現朝廷所期望的鄉村治理。擔任“老人”職務，須具備高年有德、辦事公正、具有調解裁決能力等條件，同時要對民間生產生活、爭訟斗毆等情況十分了解。洪武以后，隨著鄉間管理需要，“老人”種類也逐漸增多，見于記載的有木鐸老人、集老人、倉老人、水利老人、浮橋老人、窯場老人、申明亭老人、旌善亭老人、觀農老人等等。而老人的任期，據嘉靖《羅田縣志》載：“老人，每里各役一人，年終更替。”明代政治家呂坤《實政錄》在談到社倉老人時說：“一年一換，一換一交”，都說明老人任期應為一年。

據本次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趙輝介紹，“老人”是鄉間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協調者、督促者，數量龐大的“老人”在明初起到了較為顯著的積極作用。然而，這一有利制度并未持續貫徹下去，明朝中后期“老人制度”日漸廢弛，很多地方的“老人”不僅無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反而成為一大禍害。洪熙至嘉靖年間，“老人制度”逐漸出現很多弊端。

趙輝介紹，首先“老人”由民眾選舉逐漸改為由官府指定，以賄求充的現象也多有發生。《明宣宗實錄》卷四十七記載：“近聞此輩(里老)多不出于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汗上官，侵害下民，以私滅公，無所不至。”其次是“老人”素質下滑，欺公玩法，貪污豪奪。海瑞在談到嘉靖年間的老人狀況時說：“乃今老人以錢神為使鬼，希圖差勘，瞞官作弊，以肥私囊，間有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彼私賄賂，曰吾豐吾袖矣。至兩詞俱備，狐疑莫決，旁皇四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焉。嗣是公道不昭，貞邪莫辯。”此外，嘉靖時期很多好的制度廢而不行，“老人”員缺不補、數量劇減，作為懲惡揚善的申明、旌善二亭多廢馳不修。

趙輝表示，從兩座墓的修建規模、多重門樓結構、雕刻精美的石構件，可以推知兩位墓主人在世時德行較好，因此去世后也得到了鄉里的尊敬與子孫的厚葬。